第51节：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2)

　　按照彼得? 戈温（Peter Gowan ）所言：

　　美国“应对韩国金融危机的政策不仅仅是无助于稳定韩国的货币和银行体系，
甚至还无助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相反，美国的控制目标是改变韩国国内的社会
生产关系，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冒险加深韩国的金融危机和维持国际金
融恐慌。”②

　　到1997年11月中旬，由于本国货币的崩溃，韩国政府放弃了对韩元的保卫，
关闭了外汇市场三天，然后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方案。在谈判了两周
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草拟了一份570 亿美元的一揽子拯救方案。②
这份救助方案对韩国提出的条件之苛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达到了空
前的地步。它声称要成为一个“应对21世纪金融危机的真正21世纪的方案”。但
是，这份方案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债权人，即向韩国提供贷款的华尔街投机者。这
些投机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为提供给韩国政府的资金都落入了他们的口袋。
韩国政府被要求把国内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超过21％，同时实施财政
紧缩政策。因而，货币危机最初起源于资本市场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如今却发展
成国内的经济危机。大量的韩国公司破产，并且失业也成为普遍的现象。随之而
来的是经济衰退，国民收入锐减，工资下降。韩国的失业率增至空前的水平，高
达9 ％。①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还照顾到了美国金融公司和日本出
口商，因为它赢得了韩国政府的巨大让步：

　　到1998年中期开放银行和经纪公司的权利

　　国内货币和债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

　　放宽外国公司对上市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26％放宽到50％

　　把对个体外国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7 ％放宽至50％

　　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将由国际公认的公司进行审计，这为美国会计公司提供了
巨大的赢利机会

　　大大放宽日本产品进入韩国的渠道②

　　强加给韩国的其他国内重组措施包括：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
；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关闭一些大型银行。在与韩国政府谈判
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韩国更多的让步——包括许多
与美国尚未解决的贸易争端问题，促使韩国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用来
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

　　由于同意如此剧烈的经济重组计划和对华盛顿作出如此多的让步，韩国的谈
判人员立刻使韩国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恶化。但是，华盛顿对此漠不关心，因为
面对韩国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之后的持续下跌，鲁宾仍然坚持只有韩国
政府彻底实施强硬的新计划后，才会有新的资金提供给韩国。韩国官员威胁要撕
毁协议，从而会造成世界性的全面金融危机，并且对美国的金融市场构成威胁。
在这之后，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放弃了先前的主张，并提供
了新的资金。这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莫里
斯? 戈尔茨坦（Morris Goldstein）指出：“事实是美国官员清楚地看到了韩国
所犯的错误，并且对之视若无物。”①最终，用来拯救韩国的方法是“保释”
（bail-in ）。银行同意重组它们的债务，因为韩国拥有健康的经济和良好的支
付记录。

　　美国改变韩国亚洲发展模式的欲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就像《金融时报》
所指出的那样：“减少银行的借债将迫使（综合企业财团）转向资本市场，并且
随着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和家族所有者控制权的出让，这些财团将会服从投资者的
纪律。”“这确实会让鲁宾在华尔街的朋友非常满意。”①

　　从传统上来看，韩国联合企业——综合企业财团——的筹资方式是完全依赖
银行贷款的高度举债经营。因此，韩国的银行承受大量的不良贷款。这使银行在
经济低迷时期变得非常脆弱。近年来，由于华盛顿的压力，韩国政府采取了金融
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使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把资金注入韩国，使韩国的
公司举借更多的债务，导致1997年爆发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②由于开放了本国
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海外的私人资本影响了韩国经济，并且韩国社会的两级分化
不断加剧。自1997年以来，美国式的筹资使资本从工业部门转向了房地产和消费
部门。这造成了潜在的资产泡沫和日本式的经济不景气。国家控制投机的能力遭
到了侵蚀，因为银行部门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国际化了。正如鲁宾及其在华盛顿的
朋友所期待的那样，韩国银行已经减少了支持东亚国家干预发展战略模式的能力，
从而导致失业的加剧和工资的降低。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和对短期利润的追求，
韩国公司把就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②

　　然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场金融危机确实给韩国人上了一课：对美国的
经济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在韩国陷入最可怕的金融困境的时候，美国只顾自己的
私利，更不用说想要帮助它的盟友了。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本国的债权人；打开韩
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收购韩国的公司——全都是为了从韩国
获得巨额的利润。此外，韩国人还得到了一个教训，即高负债率和对短期借贷的
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三分之二的债务是短期的，并且
韩国公司的举债经营率高达600?誜1 。

　　但是，在克林顿政府前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看来，
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实施的金融和资本自由化措施，而这些措施恰恰
是鲁宾和萨默斯等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益而强加给韩国
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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