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我不能死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至极。在冠华逝 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 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 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 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 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也无法庇护。 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 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 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这一次拯救我闯过死亡关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败的性格。我把自己关在我 们过去的卧室(当时的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我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 我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我的死,因为从此之后, 人们将无法得知冠华和我的悲剧。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 死! 开始了新的搏斗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我得到了黄镇、 宋之光等这些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1984年的秋天, 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我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 来。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 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 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 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 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 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 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 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华当时那种虔诚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 在自我的调整中解决。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 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 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 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 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 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 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 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 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 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 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 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 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 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