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戈尔巴乔夫:理想者无畏(18) 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另一种观念也曾为世人高调称道。他说:" 要承认全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 在1991年的新年祝 酒词中,他还说:" 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分离开来。" 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 全人类利益" 使他获得了1990年的 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任上果断停止阿富汗战争,无可置疑是一善举,但问题是, 当" 自己的命运" 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于 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决定" 命运" 的时刻,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 自己治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 自己的命运" 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来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的超迈理想,是以 某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一个相互关 联的世界当然不能缺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但这些" 主义" 只能在每一个国家 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不过是一团幻影。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也许并不在于是因为有太多" 理想" 盘旋于他的头脑, 而关键的问题是:在理想主义的冲动折磨着一个人的精神时,他是否能够又以现 实主义的意志予以清醒地调节。例如,同样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在他首先 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后,其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参与一战之后国际联盟 的建设工作。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尼克松深有 感触地提醒政治家们:值得实践的不是百分之百的" 理想"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 现实" ,而是" 理想的现实主义" 或" 现实的理想主义" 。 作为一个执掌着权柄的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领悟" 权力" 这两个字的 含义。政治家不能理解权力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它的结果是致命的。正如那 位倡导在必要时刻要懂得" 节制" 之道的俾斯麦, 在老年的时候一度忧心于新继 位的腓特烈皇帝的自由主义热情一样,苏联国内的那些意识到苏联国家安全的人, 也曾经深深忧虑于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苏联的可怕影响。 似乎可以试着去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悲剧英雄,至少他正视了晚期苏联社 会存在的那些问题。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并不恰当,致使改革不 能在苏联继续下去,最后葬送国家本身。或许又应该说,他致力于改革的决心、 勇气与所选择的方向,都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他没有以 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想方设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诸多变数。 在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不复存在后,戈尔巴乔夫还在喃喃自语:" 我们在创 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 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戈尔巴乔夫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政绩。 的确,在他统治苏联的那些岁月里,苏联社会实现了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在苏 联共产党和中央的权力逐步弱化的同时,苏联议会、各政党和作为地方的各加盟 共和国、自治州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一个极权的社会有无必要放松权力的神经? 答案应该不言自明。从这点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弄错,一个通管一切的政府 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一个软弱无力、没有权威、一切都管理不了 的中央政府,是否又正常呢? 现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一种绝对" 好" 的文化是人类所无法生产的,一种 相对合理的政治文化,在晚近以来的人类历程中则是这样铺展的:诸多无政府状 态的、无中央宏观控制能力的地方性乃至帝国性的政权逐渐被整合或被瓦解,诸 多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行动有力的政权逐渐走上前台并主宰起人类政治生活的 版图。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说:" 现代社会始终并且必然是集权的,这是 因为维持秩序只是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机构的任务,而不是分散在全社会里的。" 而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也说过类似的话:现代民族国家乃" 权力集装器" 。 戈尔巴乔夫的" 人类情怀" 和" 理想情结" 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历史常常 会背离我们的愿望,美好的假设永远不能保证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模式。" 我也可以不改革。" 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 回忆到:" 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 权力顶峰时才54岁,但他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 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了如指掌。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人,是一 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他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 治家而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