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人生中途(5) 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骄傲莫过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读,这一点我做 到了,我仿佛看见爱德华·纽顿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时我又看见爱德华·纽顿因 为气愤扭曲的面容,因为他的书在被人像处理死人衣服一样地沿街贱卖。一个作 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气愤莫过于此——看不到读者对他作品应有的爱惜和保护。像 这样一本蘸着作家心血写就的书,竟然被无知地摊在地上廉价叫卖,这本身已对 作家构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而我居然还为便宜了几块钱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 白天愚蠢又明确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满对自己的责骂。是的,这件事首先要 骂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指责别人,但可以指责自己。正因为无法指责别人,对 自己的指责就变得更加凶恶、无情,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对别人无法实现的指责。 那天晚上,我被无休无止的自责一直纠缠到梦中。在梦中,我依然听到一个对我 严厉指责的声音。我对自己的指责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对爱德华·纽顿的愧 疚多少变得有点宽松。 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 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 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 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 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 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 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潮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潮流,我 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 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干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 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 “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 月,被疾病所迫的卡 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 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 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 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 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 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 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 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 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 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 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 《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 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 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 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 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 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 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 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