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的故事 阿 福 “不是说好明天走吗?”我躺在床上问他。 “下午也有去宕昌的车。” 我用力撑起身子,然后给断腿套裤管。他把拐杖递给我。午后的阳光从窗帘边 照进来,打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特别,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我叫他雌雄眼。 虽然他还是以前的那身牛仔裤和T恤衫, 胡须也刮得光光的,可是脸上多了许多皱 纹,头发也白了许多,不像才四十岁出头的人。他要的东西上午就送来了,那是做 枪弹用的铅块和火药。他给送货的付钱时我还没睡醒。 说实话,我多少有些羡慕他。假如我的腿没断的话,可能也像他这样成天打猎 不干别的。显然他已经不习惯城市生活了。每次来我这儿只待在卧房里不出来,也 不看电视。我想他在宕昌林区能搞到弹药的话,不会来找我。 “是不是有女人了?”我打趣道。 他背着沉甸甸的黑包笑而未答。我明白留不住他,便拄起拐杖送他到巷口。他 不要计程车,独自朝车站方向大步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周末来闹市区逛街的人 流中。我只好一个人去街角那家饭馆喝酒,喝到天黑才回家。 据他母亲讲,我是惟一知道他的下落的人,可是我无法断定他是否还在宕昌。 十多年来,他单枪匹马走遍了西北五省。凡是有草原和森林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 脚印。然而与许多自称是旅行家或探险家的人相比,他很少跟别人讲自己的事。 “他天生喜欢打猎,”我对他母亲说,“要是香港有打猎的地方,他会待在您 身边哪儿也不去。” “这么多年他没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写信,我每次回来都找不到他。” 衣着华丽的香港太太又开始流眼泪了。来我这儿看台球的胖子还躺在墙边的沙 发上睡觉,他本该这时候拎起皮包去上班。昨晚有个陌生人在我这儿赢了钱,请我 们喝酒,结果胖子喝醉了,半个脸泡在自己吐出来的脏物上鼾声如雷。屋子里的气 味很重,也没有窗户散出去。老太太刚进来时拿手绢捂住嘴,生怕吐出她在德克萨 斯大酒店吃下的美味早点。桌上还是杯盘狼藉。酒盅里塞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给她 沏了杯茶末子,大概杯子太脏,她始终没碰一下。 我很抱歉无法更多地说说张平的事。而事实上,我对这位香港太太的突然来访 多少有些戒心。在我的记忆中,张平早就没了父母。我只记得他有个姐姐,但从没 见过她。而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早年曾有个自称是他姐夫的外地人来找过 他一回。他们见面后说的是家乡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看得出张平对他姐夫非 常敬重。当然,我也没理由怀疑这位伤心流泪的陌生太太不是他母亲。她拿出她家 的一张合影照片给我看。我认得出照片上的高个儿男孩是张平,他旁边站着一个漂 亮姑娘,我猜那是他姐姐。老太太端坐在中间,当时她还年轻。她说她男人死得早, 自己又没工作,每天给街坊洗衣服挣来几毛钱养活一家人,吃尽了没男人的苦头。 于是我安慰她道,张平准是弄丢了家里的地址才与您失去联系的。我请她留下她的 香港电话,我说一旦张平来找我,一定叫他给您通电话。老太太很失望。在她看来, 我开的这间台球房无疑是藏污纳垢之处,而她儿子与我这样的人来往是交错了朋友。 她不知道我以此谋生,正是她儿子张平的主意。她告辞的时候,胖子翻过身来,脸 上沾满了白花花的脏物臭不可闻。 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张平母亲走后,我用一把瑞士军刀将她的香港电话刻在 石灰剥落的土墙上,原先那儿挂了一杆枪。我一直等张平来,可是他没来。我猜他 另有补充弹药的地方了。他老是背着我们一起跑测量时用过的黑工具包独往独来, 磨破的地方也用黑牛皮仔细补好。那只包很大,放得下十来只野兔。不过我知道他 不单单打兔子,因为我闻得出包里有其它猎物的气味。一个常年靠打猎维持生计的 人,有时不免把枪口对准一些禁猎动物弄些钱来,再说老打兔子之类的小家伙也没 刺激对不对。张平有鹿茸熊掌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他出手的,只是他从没跟我说起 这种事情,我也没问过他。 我这儿通常白天没人,因为那是我睡觉的时候。可是天一黑,邻居家的狗就开 始叫个不停。它们在黑灯瞎火的小巷中见着了陌生人,而那些陌生人大都是来找我 的。 来我这儿的人,衣兜里都多少揣些钱。他们一边抽烟一边看台球,呛人的烟雾 使本来就昏暗不明的土屋显得更暗了,可这并不妨碍捣球的沉着瞄打。其实这儿不 仅光线有问题,更要命的是,台面上的呢布已经破损,击球时不得不考虑那些被球 杆捣破的洞对主球有何影响。几乎每个新来的球手对此都不免抱怨一番,尤其找粉 盒而被告之根本没这样东西时,更是如此。通常看球的不敢把赌注下在这种人身上。 我不看他们打球,自己也不打,只坐在空荡荡的外间喝茶。外间的灯也挂得很 高,往往看不清来人的脸。有些人进屋时朝我叫一声金老板,可他们并非个个都知 道我不姓金。给我起“金鸡独立”这个绰号的家伙十年前就死了,他因走私手枪而 死于同伙间的一场火并。如今只有我这个断了一条腿的残废人还记得他。 这天晚上,胖子又输了钱,趴在桌上睡着了。他一边打呼噜一边流口水,湿了 半个衣袖。这家伙出来时忘了带门钥匙,怕老婆不给他开门,只好待在我这儿等天 亮。另一个家伙要我听他讲完克林顿的事,便一支接一支地给我递烟抽。他讲到眉 飞色舞的时候,一个穿西服的外地人挑门帘进来。这人朝我看了半天才说话。 “我们一起喝过酒。” “没错,”我说,“我们的下酒菜是野鸡肉。”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给枪打坏了。” “是不是野鸡开的枪?”他做了个扣枪机的手势,然后哈哈大笑。 我也笑起来。十多年前,我在陇南跑测量的时候,崔国平常常陪我上山打猎, 而且不论打没打到猎物,都设酒杀鸡做食,尽情款待我一番。记得那时他有一官半 职,虽说还是不懂事的毛孩子,可管的是乡里的计划生育,因此在当地人,尤其是 当地妇女的心目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酒兴大发时夸口道,你看上这儿的女 人就跟我讲,不管她是哪个沟里的,都包你弄到手。他说现在他在武都开了个公司 做玻璃买卖,一边说,一边将皮夹里的钱币和纸片全倒出来,摊了一桌子。他要找 张名片给我,结果没找着。那个跟我讲克林顿的家伙看见桌上的那堆纸币眼睛发直。 这几天他身无分文,连抽烟的钱都是问别人借的。 跟小崔一起来的两个人我都面熟,但叫不出名字来。他们拿了崔的钱,到巷口 敲开饭馆的门,买来好酒好肉,于是我们在外屋喝酒划拳,顿时热闹起来。胖子酒 量不大,没喝几口就醉了。 “狗日的……不跟你走, ” 他的舌头开始打卷,说话像狗熊似的咕噜不清, “我们天一亮……就走。我老婆来……找我,就说……我……跟朋友……到……山 里去了……” 他抓住小崔的胳膊,差点把刚吃到肚子里的卤肉全吐在小崔的杉杉西服上。胖 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他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打英文字没 意思。他运气不好,难得赢一回。每天晚上输掉他老婆允许他留下的不多的几个私 房钱,就站在一边看别人下注,常常到半夜才回家。他说我这儿是他惟一喜欢来的 地方。不喝酒的时候他文质彬彬,一看就知道是读书人。崔国平问他去不去武都玩 原始森林,他激动起来,嘴里不时吐出几个脏字,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 有人从里屋出来,喝了两盅再进去。那个讲克林顿的家伙又开始讲克林顿了, 一边讲,一边往嘴里塞牛肉。他的脸又长又窄,但嘴巴很大,仿佛一头牛都吞得进 去。小崔问他在什么地方发财。他说他是电台记者,是专门写新闻的。他装模作样 地掏口袋取名片,结果拿出一沓别人的名片给我们看,一个外交部的什么司的副司 长的放在最上面。其实这家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干过一样 正经事情。 “你的枪呢?”小崔问我,“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杆枪。” “给朋友了。”我说。 “如果还在你手里,我出一万块钱买它,毛主席保证。” “它不止这个价。” “那就五万。” 墙上挂枪的地方还依稀看得出那杆枪的影子。当年我断了腿,一个人躺在床上。 虽然血止住了,可是一条腿被一个自称是上海人的牧区医生给锯断了。他说如果我 想留住这条残腿的话,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得坏疽病死掉一命呜呼。那是在 甘南的一个巴掌大的藏民小镇上,医生是惟一定居在那里的汉族人。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拿筷子在我腿上反复比划,看从哪儿截断像样些。外面是昏天黑地的黄风,看 不清河对面的山。张平要送我去县医院,他说他会开拖拉机。这时医生的助手已经 准备就绪。他们老干这种事情,因此没几分钟就卸下了我的腿,把我扔到床上又去 喝酒了。张平送我回家,那时我老婆已经跟我离婚了。她摇着大肚子来看我,肚子 里是另一个男人的种。她说如果我少喝点酒不会出事情。她走后,我跟张平说,我 们这些跑野外的不该讨老婆。她现在的男人是工程师,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陪她看 电视。 我不知道张平至今独身未婚是不是受我影响。不过我相信我送给他一杆枪,他 才热衷于打猎,丢了职业还乐此不疲。那杆枪是我大哥的。我大哥到甘南打豹子的 时候我才读小学。他很晚才结婚,结婚前他把枪送给我。其原因是,兄弟七人中我 是惟一没结婚的一个。他告诫我,结了婚就别再玩枪了,否则就别结婚。那是一杆 德国双筒猎枪,制造年份是一九二三年。我不清楚我大哥是怎么弄到它的。另外, 他还送给我一条宽厚结实的子弹袋。如果插满黄灿灿的铜壳子弹,有六七公斤重。 当年我拄着猎枪而不是拐杖的时候,也威风凛凛,着实叫人害怕过。但我明白我不 是好猎手,虽然五大三粗,而且没怕过什么,可是我没耐心守候猎物。我老想打一 头豹子给我大哥看,但有一次在雪地里发现了豹子的足迹也没找到它。现在我大哥 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又养鸟又养猫,整日哈着腰,对谁都笑眯眯的。如今没人知道 早年他因偷猎珍稀动物以及涉嫌凶杀械斗,被公安局多次通缉过。 老实说,我喜欢腰上系着子弹袋,手里拎着长枪,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背在肩上, 从人群中走过。大概至今还有人尊重我,呼我大哥,不砸我的场子,是因为他们还 记得我当年的蛮横模样。我知道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即使另一条腿还在的话, 也不会与惹我的人拔刀相向。现在我越来越像我大哥,恐怕以后也是见了谁都笑眯 眯的,弄得别人莫名其妙。 除了一头撞到我枪口上的一只雄鹿外,我从没打到什么值得炫耀的猎物。我之 所以把枪送给张平,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干野外是一对好搭档彼此情深义重,而是我 看出他天生是个打猎的行家。他本能地知道哪儿有兔子哪儿有野鸡。一天夜里,他 突然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拎上我的枪就跑出去,天亮后扛回来一头脑袋上中了枪弹 的母狼。狼血糊得他满脸都是。他说他闻到了野兽的气味,但不知道那是一头狼。 这家伙瘦长个儿,身手敏捷,而且做什么事都细心认真。他浇的铅弹没有毛刺,光 滑得像珍珠似的好看。我想假如我没断腿的话,也会把枪送给张平,这样它才适得 其所。 张平最大的毛病是不爱说话。幸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不介意他像哑巴似的金口 难开。下雨天出不了工,我到附近的小店找女人聊天,他就侧身躺在床上看书,光 线太暗就点两根蜡烛。我们有足够的蜡烛给他看书。出测前我总是比别的小组多领 两箱给他用。有时候我也翻一翻他的书,可往往连书名都看不懂。什么叫物性论, 什么叫形而上学,我对此一无所知。我问他这些书是讲什么的,他说是讲道理的。 我又问讲的是什么道理,他说他也没弄懂。有些书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图书馆借 来的。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先去看看那儿的图书馆或文化站。我们在庆阳 的时候,就住在一个乡的文化站里。那个管图书的女孩对他特别客气。我以为他们 要谈朋友了,结果没谈。收测的时候,那女孩见我们装车就开始哭鼻子。车子从文 化站开出去,她一步一步跟在车子后面走,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后来竟放声大哭。 我和张平都坐在堆满行李和仪器的卡车上。我对他说,你无端葬送了一个漂亮女孩 的幸福生活很残忍。他咬住嘴唇没理我。后来那女孩来城里找过他一回。因为他到 青海去了没见上面(他总是一收测就到外地去,那些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自然 也花光了从野外挣来的薪水和津贴)。我不知道张平为什么拒绝那个女孩的爱情, 但我相信其理由不是因为她是乡下人。 那时我们成天在山里跑东跑西。不好意思的是,我干了十几年测量,只会看经 纬仪,而且要别人指好方向才找得着目标,至于什么设计图形啦,还有什么后交计 算啦,我一概不会。所以在干活儿的时候,我总是听张平的。有人说张平是我们测 量队数一数二的干活儿能手,后来队上的头头要他当中队长,他婉言谢绝,他说他 喜欢在小组里干。我断腿的那年冬天,他给队上交了一份辞职书,他说他的测量生 涯也就此结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今后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问他怎么现在才 这么想,他没回答我。以前他不回答我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当时我没追根问底问下 去。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张平是因为失去了我这个搭档才离开测量队的,心里好不 感动。他喜欢打猎,这谁也拦不住。我想即使我没给他枪,他也会设法弄一把往山 里跑。 我知道他是重感情的人,受天大的委屈也不背叛朋友。如果那个香港太太没拿 出她家的合影照片给我看,我会把她骂出去。我不相信张平竟无视他母亲的存在而 浪迹天涯不回家。那次他姐夫来看他,他问我借了一笔钱,我猜那是给他姐夫的。 因此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只图自己快活,而不问家里人是死是活的浪荡公子。 我天天等他来,可是他没来。墙上的电话号码越来越模糊了。以前他每年至少 来一趟,但待在我这儿的时间不多,常常只住一个晚上。尽管他很少说自己的事, 可我见到了他心里就踏实。也许,我想,他真的有女人了。他该有女人才对。 胖子又是睡了一觉才醒酒。他说他跟小崔去武都的话,准给老板炒鱿鱼。再说 他老婆也不让他走。他老婆允许他晚上来这儿看台球,已经够宽容的了。小崔拍拍 他肩膀安慰他道,等你老婆再宽容一些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小崔说兴隆山建起了 森林公园,里面有许多别墅房子,连外国人都去住。他扭头问我: “你找什么借口不跟我走?” “没有借口。”我说。 “那我们就到兴隆山去,像外国人一样住一星期别墅房子。如果你还行的话, 不妨找个妞儿陪你睡两夜。” 后来他再也没跟胖子说话。 我坐上崔国平叫来的计程车往武都方向走,是次日上午八点钟。屋子里的酒味 烟味还没散尽。我请每天给我打扫房间的一个环县姑娘替我看房子。她问我哪天回 来,我说不知道。 如果崔国平要我去的地方不是兴隆山,我不会答应他。我认识这家伙的那年夏 天,跑遍了兴隆山数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我熟悉那儿的每一道沟谷,连哪块石 头上撒过尿都记得。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回想以前跑野外的事情。我怀念那种快 活自在的生活。你看到一卡车活蹦鲜跳的小家伙打老远来看你,而且迫不及待地问 你有没有野味涮口解馋,你不会无动于衷。这时候,我住的地方比开国宴还热闹。 出城后,车子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军用公路上疾驶。两边是单调的黄土坡。羊儿 三三两两地在坡上觅草。牧羊人拄了根棍儿傻站在路边。我和崔国平都坐在后面。 他往脚下弹烟灰。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了,可是只皱了皱眉头不敢说话。他要司机 今晚就赶到数百公里外的兴隆山,自然车钱也给得很多。我猜想这个身材单薄的矮 个司机心里很紧张。我少了一条腿,又是满脸的络腮胡子,还有脸上那条弯钩状的 刀疤,叫人看了不舒服。何况崔国平也是人高马大,仿佛杀个把人没问题。人为财 死鸟为食亡,我心想,这个司机为了赚到数倍于平日的进账,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风 险。他给他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腿在发抖,说话也结巴起来。我担心这家伙过于紧 张出事情,而崔国平还老要他开快些。 “在这种路上开一百码没问题。”他拿起我们在一家路边小店吃午餐时喝剩下 的半瓶白酒,把酒倒在瓶盖里递给我。“以前我也有一辆桑塔纳,去年给法院缴去 抵了债。法院的哥们儿对我说,你不能欠了人家的钱还成天开私家车,你要给我们 一点面子对不对?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可以不坐桑塔纳,可是我不能没有朋友, 尤其是法院里的朋友。所以忍痛割爱,把车钥匙交了出去……” 我一边抽烟,一边听他讲生意上的事。也许是讲累的了缘故,他问起我的事情 来。“你是怎么想起来开台球房的?” “有个朋友说我枪法好,打台球肯定出色,”我说,“后来就买一张破桌子, 也没到工商所去注册。开始派出所三天两头来找我,要封我的店。我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讲不过我。后来就跟我订君子协议,出了事情就拿我是问,平时就不大过来了。 幸好来我这儿的人都很知趣,不给我添麻烦,这样才有口饭吃。” “你是说你喜欢打台球? ”崔国平问我。“兴隆山有上等英诺司台球房,我陪 你玩两天。” “现在我不玩了。”我说。 “为什么不玩?” “因为我不能叫我的客人输得太惨。” “他们每天给你多少钱?” “二十块,”我说,“不管来多少人,也不管赌注下多大,他们散场的时候, 桌上放二十块钱,谁都知道这个规矩。” “这不够我买包烟抽。” “我一个人花费不大。” 入住兴隆山密林深处的白云宾馆,我拄着木头拐杖,一步一步踏在连楼梯都铺 了毛绒绒的喀什地毯上。我左脚那只皮鞋的鞋底脱了胶,快掉下来了,走路时啪嗒 啪嗒地响。至今我还穿着十多年前跑野外时穿过的那种镶皮条绒夹克。它被烟头烫 了多少个洞,我没一一数过。当年这种夹克被人称之为瓦尔特服。瓦尔特是南斯拉 夫电影中的一个能干的游击队员,他身材魁梧,衣服也别具一格。不过我没有丝毫 因衣着寒酸而自卑不安的感觉。与之相反,我好像是这幢白房子的主人,崔国平为 我跑前跑后,做了侍仆的角色。 这家伙叫司机跟我们一起住,不要他出房钱。司机吓得脸都发白了。他说他跟 老婆说好的,要连夜赶回去。 “不就是少搞一个×吗?”崔国平一边掏车钱一边说。 司机也不敢回嘴,拿了钱便跑下楼,匆匆开车走了。但愿他在回家的路上也不 出事。 换上宾馆里的长袍睡衣。我们在卧室吃夜宵。我晚上不睡觉,崔国平陪我闲谈。 我们还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半夜了还给服务台打电话,请小姐送几包烟来。整幢房 子就我们俩。房子周围是一株株树皮粗糙的长松,它们大都有数百年的树龄,虽然 看上去苍老不堪,可依然挺拔傲立。房子前面是一道清澈见底的小溪,它绕过一块 块巨石往下流。虽然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感觉到这儿的景色依然如旧。不 过若是睡在看林人的小屋里,我会更自在些。大森林不仅风光宜人,而且还有许多 好故事,住宾馆的往往与它失之交臂而懵然不觉。 “记得跟你一起的有个瘦个儿,脸很白,像有病似的成天躺在床上看书。”崔 国平说。 “那是张平。”我答道。 “他不爱说话对不对?” “是的。” “他现在还在测量队?” “不在了。” “好像他喝酒还行。” “是的,”我点点头,“不过他不喜欢喝酒。”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我说,“两三年前,他在宕昌那边打猎,后来就没消息了。” “你是说山那边的宕昌?” “没错。” 崔国平得知我的德国猎枪就是送给张平的,便要租一部车绕过兴隆山到宕昌去。 他要找张平的愿望比我还强烈。他说他要得到那杆猎枪。如果张平肯出让的话,立 马给五万现金一分都不少。 我心想,即使再加五万,张平也不会卖掉那杆枪。他说过一旦他不打猎了,就 物归原主还给我。我知道他说一不二。在我看来,那杆枪还是在张平手里最好。如 果真的给崔国平买去,无疑会沦落为一件招摇过市的平常物什,连棍棒都不如。我 知道他也会打枪,可往往打中的是兔子旁边的麦穗,而不是枪响后才慌忙逃走的兔 子。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见到张平。即使他母亲没来找过我,我心里也常常惦记他。 可是,如果我认为他现在还在宕昌,那就太傻了。他本质上是一个惯于过流浪生活 的人。老待在一个地方,非把他憋死不可。其实我们说他不爱说话是不对的。我曾 发现他跟一个老羊倌聊半天还意犹未尽。而有时,他跟我说起河州人的茶碗子也口 若悬河,头头是道。我母亲是河州女人,我小时候也在河州待过几年,可是我不知 道河州人喝茶有那么多规矩,而张平却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我劝崔国平别心血来潮,因为找张平如大海捞针。可是这家伙不听劝,非要明 天就去宕昌不可。我说我们在这儿歇两天再走。我要到另一条山谷去。老实说,我 不喜欢这儿的白房子,也不喜欢这儿铺了柏油的盘山路。而且我很古老,看不惯那 些衣着鲜艳的城市女人来这儿涂口红。她们在房子附近走走就兴奋得脸红起来,仿 佛刚做了爱似的得意。我和小崔在餐厅吃晚饭时,一个上海女人嗲声嗲气地讲她如 何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一株红蘑菇,讲给一个与她共进晚餐的男人听。那个男人大 腹便便,两手搭在肚皮上笑容可掬,手指上套了好几圈黄戒指。 “你一条腿走过去?”崔国平问我。 “没有问题。” “如果,”他又问,“天黑了回不来怎么办?” “就在林子里住一宿。” “我雇两个本地人轮换背你。” “那还不如待在我的台球房里不出来。” “如果有猎枪的话,”他说,“我们什么也不怕。” “林子里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东西。” 来送烟的那个小姐很苗条,面孔也清秀迷人。崔国平看着她走出房间的背影若 有所思。他点燃一根烟,两条腿还搭在当茶几用的矮脚鸡尾酒桌上。 “要不要来一个?”他转脸问我。 “不要。”我说。 “是不是不行了?” 我点点头,还笑起来。如果是另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发火儿。何况 我知道这家伙是认真的,毫无取笑之意。他生性慷慨,为朋友花钱心甘情愿。但我 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也无所谓别人知道我行还是不行。他说我 比他自由些。他有老婆有孩子,而且老婆很漂亮。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他说,“比刚才进来的那位还水灵。” 快天亮我们才睡觉。他睡在另一间屋里。隔了一道厚墙,还听得到他打呼的声 音。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床头有张报纸,我拿在手上要看。可是我的眼睛模糊起来, 一个字都看不清。我明白我对兴隆山的深切怀念,是因为这山里有个女人曾使我怦 然心动。我是来看她的。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道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也许她早就 带着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腼腆懂事的男孩)离开了那间石屋,搬到山下去住了。她 说过她要搬出去住。那年她男人死了,是怎么死的她不愿说。记得她屋里也有一杆 枪。那是一杆身上绑着铁丝的土铳。枪把被烟火熏得乌亮。拿它打野猪要有十二分 勇气才行,而当年这地方时常能见到野猪在草丛里拱来拱去。 我拄着拐杖往山谷里走。前面的路若有若无,但我知道没走错方向。山林寂静。 秋草金黄。阳光从树隙间照下来,落在我身上。我走在头里,把崔国平落了好远。 这家伙一瘸一拐的,也拿了根棍子往地下拄。如今他坐惯了车子,已经不大会走路 了。以前他陪我打猎时跑得比兔子还欢。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个放食品的背包,背在 我背上。他埋怨我不让他雇人背东西。临行前他吩咐了几个当地人拿竹竿搭轿子抬 我们,因为我执意要步行才作罢。 “我一辈子走过的路没今天多。”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告诉我,走到哪儿就 不走了,我心里也有个盼头。你瞧我们,一个是独脚大仙,一个是出水芙蓉(除了 大汗淋漓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外,他大手大脚的模样,与那些被喻为芙蓉花的各色美 女相差甚远),在树林里没头没脑地走,说不定就走到哪个豹子洞里了。刚才我看 见一个形状奇怪的大脚印,怕是黑熊走过时留下的。如果我给黑熊当午餐吃了个饱, 我心里会很难过。” “当然我也是。” 我拿我的瑞士军刀削苹果。苹果皮挂了很长才断。这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 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四周的山野秋色。我们屁股底下的这块石头,是以前我跟张 平一起上山时坐过的。那次我们碰到了雷暴,一个个闷雷在头顶上炸响。当时天空 乌云密布。林子里暗得像没门没窗的黑屋子,只有闪电时才看得见周围的茂盛草木。 不过我们并不害怕,甚至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有一回在定西碰上黄风,喉咙里灌 满了土,那才不舒服呢。不过比起在河西挨冰雹打,又无处可躲,吃点黄土要好受 得多。 当时没有下雨。我说要下雨张平说不会。我要打赌他不跟我打。我说如果我输 了,仪器和脚架我一个人背。那场突如其来的雷暴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本想干完活 儿还能回住地,结果上了山顶仪器失灵,一个数都测不下来。张平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日他妈的读数窗里的数老在变。读数指针飘忽不定我读不准。张平放下测量手 簿站起来。他喜欢戴那种黑色的旅行帽,帽檐很大,像街头商店搭在人行道上的遮 阳篷。他把帽檐转到脑后看仪器,嘴里咬着半截铅笔沉下脸。看了半天,他也读不 准数。我们是早上四点出来的,那时天还没亮。我们翻过两道山谷,再爬上兴隆山 主峰,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雨暴过后,天空格外明净。我们周围的几处目标肉眼 都看得见。以前像这样的天气,十分钟就能结束一个站点上的观测,可是我们折腾 了两个多小时还一筹莫展。如果测不下来,不仅白跑了这么多路,而且以后还要再 来。虽然我对我的本行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可这时也明白我们碰到了麻烦事情。我 们不知道经纬仪的读数指针为什么老在跳,像脚下闹地震似的。我气馁地说,我们 干不下来叫中队派人来干,这么高的山也要多几个人跑跑才对。张平蹲下,把地图 摊在地上一言不发。我猜想他在重新设计图形。这家伙有的是办法。说不定坐在屋 里就把数字凑出来了。我躺在地上等他说话。只见他又起身走到仪器跟前,麻利地 卸下仪器头,抱着它往山下跑。我大声喊他,他不理我,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我 守在山头上耐心等他。以前他也常常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对此我已司空见惯。大约 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又上来了。奇怪的是,他脱了外衣,把仪器包在衣服里面,像 抱了个娃娃似的小心翼翼。我问他玩的什么把戏。他要我离他远一点。这时他重新 安好仪器头,自己观测自己记录;这在测量规程中是不允许的。大概他知道我不会 记录,所以才违规作业。只花了五六分钟时间,他就干完了。他把仪器装到箱子里, 脸上浮起笑容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得意。我问他怎么回事。 “山上有静电。”他把仪器背在身上,脚架也是他拿。我只扛我的枪。 “什么叫静电?”我听不懂。 “也是一种电。它没电线也到处跑。” “你怎么知道是静电搞坏了仪器?” “没有你我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我又没跟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这么高的山,我才想起这儿的海拔高度超过了三千米。” “高山上就有静电?” “是的。” “那我们怎么没电死?” “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这是张平第一次跟我说笑话。 我们下到山谷,已经是鸟儿归巢的黄昏时分。既然回不了住地了,就只能在林 子里露宿一夜。幸亏工具包内有锅盔填肚子,只要找一处背风近水的地方就行。虽 然当时是初夏季节,可山里晚间的气温很低。张平问我打火机还在不在。我说我在 没打火机卖的地方不丢打火机。通常抽烟人的打火机是你拿我的我拿你的弄丢的。 我摸了摸口袋,它还在。这时我才发觉有半天没抽烟了。我们穿的衣服不多,不过 架起火堆就行。天还没黑,说不定能打到斑鸠野鸡之类的东西就锅盔吃。 我们顺山谷往山下走。后来见到一个有泉眼的地方,就歇脚在那儿过夜。泉水 从山肚子里涌出两股水柱,很好看。它们从水面上凸起来,拱得高高的,像非洲女 人的棒状奶头。张平在一株大树旁踩倒周围的蒿草,然后用一块石片开出一圈防火 槽。他说不能离泉水太近,因为那儿潮湿,冷气逼人。他去找干柴火点火堆,我拿 着枪往密林深处走,一边走一边打开枪膛。晚间也许会碰到什么大家伙。我退出上 面一根枪管中的散弹,然后从子弹袋靠在左腰的地方,取下一颗威力巨大的独子, 把它塞进去,下面枪管中的没动。 我持枪走在一片茂密的杂木林中。我的脚步声音不时惊动树上的鸟儿。它们呼 啦呼啦飞走了。我想找一只兔子,可是找不见。用木棍把剥了皮的兔子架在火堆上 烤,其香味扑鼻,闻了要流口水。当时打几只刮刮鸡那样的鸟不成问题,可是我想 那些小东西拾掇起来很麻烦,再说吃不上几口就吃完了,没劲。 我傍着一道小溪往下走,这样不会迷路。又一群鸟儿飞起来。这时我忽然看见 一只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野鸡没有飞走。它依然举止优雅地待在树上,三尺多长的雉 尾引人注目。大概它年纪大了见多识广,心里还在嘲笑那些莫名惊慌的小辈。我离 它大约十多米远,举枪用独子打它的头。如果打中的话肯定稀烂。枪响了,它飞起 来,我没打中它。于是随即抬枪发第二颗子弹。那是一颗装满铁沙的散弹,飞在空 中的鸟儿难逃厄运。它被击中了,鼓起受伤的翅膀往前飞。我把两个弹壳拾起来, 塞到了弹袋里,然后才顺着那只鸟飞去的方向追它。这时我又上了两颗枪弹,非把 它打死不可。有把握打中一样东西,可结果没打中,这使我恼羞成怒。我心想,哪 怕追到它天边也要打死它。 我看见鸟儿掉下来了。我猜至少有三粒铁沙镶在它的皮肉里。我持枪的右手一 直搭在枪机上。即使这家伙落在地上了,也再补它一枪,消消心里的气。穿过树林, 我见那只鸟落在一个石堆上。当我正要开枪时,突然发现鸟儿旁边站着一个女人。 我无法说清我第一眼看见她时的莫名心情。她穿着山里人常穿的那种蓝布褂子。 不过我看得更多的是她的眼睛。这对眼睛在暗影中依然明亮。我怔了片刻才跟她说 话,而且说话声音也变了,仿佛没见过女人似的。我想大约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也 是这个样子。 “我把你吓坏了?”我说。 “没有。” 她已经不年轻了,至少岁数比我大,可是看她的脸庞安详沉静,而且美丽迷人。 这时我才看到她身旁蹲着一头大得怕人的雄壮黄狗。狗脖子上的一圈黑毛竖起 来,神情非常紧张。如果它的女主人吩咐它咬我的话,我猜即使它明白我手上的枪 将置它于死命,也会拼死冲过来不说二话。 “我是搞测量的,”我又说,“从省城来。” “你一个人吗?”她说话声音很甜。 “不,”我说,“还有个人在上面架火堆。我们干活儿干得太晚,回不去了, 只好在林子里过夜。” “还没吃晚饭吧?”她又问。 “正要拿这只鸟当饭吃。” “你去把你一起的人叫来,到我家去。” “你家在哪儿?” “那边那棵大树前面。”她转身指给我看,同时将垂在身后的一根又粗又黑的 长辫子甩到胸前去。 我拾起奄奄一息的大鸟递给她,请她带回去。我从来没像那天晚上那样文雅过。 而且我跟张平说起那个女人时也轻描淡写。既然这儿有人家,我们就没理由在外面 冻一夜。张平拿石头砸灭火,然后背了仪器脚架跟我走。我说今晚有野鸡肉吃。他 点点头,没说话。 那个女人手脚麻利,已经把野鸡放进锅里煮起来;此刻又在案板上揉面,给我 们擀长面吃。除了门口的那只黄狗,我们还看见一个男孩。天完全黑了,看不清山 谷对面是什么树。女主人叫孩子把门关上。屋里有个粗陶大盆,我们坐在火盆旁一 边烤火一边问她一些闲话。自然是我问得多,张平问得少。后来张平跟那个男孩熟 悉起来,孩子坐到他身上摸他的胡子。 “你多大了?”张平问。 “五岁。” “你爸爸呢?”张平又问。 “死了。” “对不起。” 我猜这话是说给孩子的母亲听的,尽管张平没有抬头看她。 孩子要张平讲故事,张平讲了一个笑话。这家伙会讲笑话,我以前不知道。记 得他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为了得到一笔巨额奖金,跳入一个有鳄鱼的水池里,从这边 游到那边;上岸后,给奖金的人问他是不是一向这么勇敢,他说他是被旁人一把推 下去的。这是一个逗人的笑话,而且很有意思,可是要讲给山里的孩子听,不仅要 他听得懂而且笑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平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从一开头就 笑,一直笑到笑话讲完。他问孩子认没认字,孩子抿紧嘴点了点头。他从工具包里 拿出几支铅笔给孩子,还给了一把削铅笔用的单面刀片。 “认了字才能做大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张平说。 孩子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跟女主人闲聊。我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她嫁给一个世代以打猎为生的男人 已经有七八年了。她的娘家在山外的一个小村子里,距这儿大约四五十里路。她到 山里来是因为她父亲要她来。不过她很快就习惯了这种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那时 她婆婆还在,男人也身强力壮。生了孩子后,原先还多少感觉到了有些寂寞的她, 就不大想娘家了,一年也就是过年时回去一趟。她自己种瓜种豆,每天也忙忙碌碌 没有空闲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和她孩子的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 油灯的绳捻在缓慢燃烧。看她擀面的样子,我心醉神迷。她漂亮,健壮,而且 落落大方。最叫人动心的是,她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刚才我走过去问她讨擀面杖, 我说我来擀面,让她歇一会儿。她不相信男人会做这种事情,一边说一边笑,笑得 清脆悦耳。于是我脱了外衣,又卷起袖管,要在她跟前露一手。我握住她拿在手上 的那根长长的擀面杖,可她死也不松手。 “你说我不会擀面我擀给你看。” “我们这儿不作兴男人上锅台。要是给乡邻看见了,会说这家人家没女人。再 说你们是客人,更不能做女人做的事。” 争擀面杖的时候,无意中我的胳膊碰到了她的前胸。我像被电打似的立刻松了 手,而且脸红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脸红。幸好灯油不亮,她没看出来。 她自己好像一点感觉也没有,依然跟我平静地说话。我要烧火她也不让我烧。我尴 尬地站在她旁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跟她说。她叫我回火盆那边烤火。这屋子很 大,屋里家什不多,因此显得空荡荡的。最里面有一张炕。那张炕也很大,睡得下 七八个人。这时我环顾四壁,才发现炕头上挂着一杆枪。 那顿晚餐非常可口,我一连吃了三四海碗。这到底是野鸡肉鲜美所致,还是女 主人的长面擀得好,我一时难以分辨。使我们不安的是,她和她孩子没跟我们一起 吃。她说让客人先吃是本地的规矩。我们跟她争了半天也没说服她。最后我和张平 只好入乡随俗,自己先吃起来,由她和孩子看着我们吃。 “今晚没有外人来,”我对她说,“谁也不知道你跟客人一起吃饭,我们也不 会说出去。” “这我知道。” “你不该叫娃娃饿坏了肚子明天生病。” “他刚才吃了半个馍。” 我们胃口很好,她几次起身去锅台给我们捞面。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张平突然发毛病了,非要睡到外面不可,而且要我跟他一 起出去睡。徐秀蛾(这就是那个女主人的名字),她明白我们在一旁争论什么时, 便说她和孩子可以去邻居家过夜。我问她邻居家离这儿有多远,她说不远,男人抽 袋烟的工夫就走到了。我要陪她一起去。她说夜里黑灯瞎火,陌生人要迷路的。可 是张平又挡在门口不让她出门。 “我们露天睡觉睡惯了,”他说,“你拿条毡子给我们,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不行的呀!”徐秀蛾急得要哭出声音来。仿佛让客人睡在野林中是犯了 弥天大罪不可饶恕。 她拉张平的胳膊,张平像木桩似的纹丝不动。小孩见了吓得哭起来,张平这才 让出身子,开了门。徐秀蛾抱起她的孩子,唤了她的狗,往小溪那边走,慢慢消失 在月光朦胧的疏林中。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开始埋怨张平。 “你他妈的就是多事。睡一个屋人家女人都说没什么,你反倒嗦起来。”我 教训他道,“做事情要看具体情况是不是? 不能死搬教条。你在兰州饭店跟一个陌 生女人睡一间屋肯定不行,到山里来就不能太讲究了是不是? 我跑河西那年,你还 没到队上来,我跟哈密(这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同事的绰号)睡在蒙古人的蒙古包 里。我这边睡的是哈密,那边睡的是一个蒙古姑娘。那姑娘还是黄花闺女呢。大家 睡到天亮一点事都没有。我跟你讲,人家女人让你睡你就睡,不让你睡你也别骚情。 我看你成天看书,以为你知道的事情多,哼没想到你只不过是一个装假正经的书呆 子。你叫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半夜三更敲邻居家的门,而且那个邻居离这儿很远, 这样你心里才舒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若不是张平的话,我非把你的嘴巴拿胶带 纸粘住不可,不许你说一句屁话……” 我变得也会叨叨不休了。张平躺在炕上不理我。 “你没摸过女人,所以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我还在说他。“女人不定非 要你跟她做爱不可,有时候跟她说说话她就很开心,没了男人的女人更是这样。” “睡觉吧。”他说。“明天要赶回去把这个点算出来。如果出错的话,还要来 一次。现在离队上来验收的日期只有三四天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才行。” 铺了狗皮褥子的炕很暖和,他躺在徐秀蛾替我们铺好的被子里,闭上眼睛要睡 觉了。可我还跟他没完,非要他承认今天是他不对。我要他明白,有时候跟陌生女 人睡一间屋是积德行善,来世会给回报的。 “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他对我说,“我有我的规矩。” “你只知道你有规矩,不知道别人也有规矩。你这种人真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 该千刀万剐才对。” 张平又不说话了。已经是半夜十二点钟,可我还坐在炕头抽烟。火盆里的火奄 奄一息,因此灭了油灯的屋子里,只有我的烟头在一闪一闪地亮。我还在想徐秀蛾。 想她的模样。她说话时嘴角露出迷人的甜笑,谁见了都动心。想起晚饭前碰到她酥 软的胸乳,我回味无穷。我想我应该找机会跟她好好聊一聊,心里琢磨着明天走后 再来一次。 我躺下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这狗皮褥子是好东西”。 “是狼皮不是狗皮。”张平纠正我道。 我以为他早睡着了,谁知他也半夜无眠。 我在测量队最出名的倒不是我有一杆猎枪而且枪法很准,而是我喜欢睡懒觉。 拿我们的黑话来说,这叫“背床板”。次日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 阳光越过门槛照进来,两只小鸡在耀眼的光柱下悠闲走动。我听见外面有人劈柴。 一记,两记,被劈开的柴火哗啦落地,发出欢快的响声。 这时张平蹲在桌边的一张长凳上,一边查测量手簿,一边拿计算机算坐标。我 原以为他一清早就把我叫起来动身走路,谁知他也迷上了这间林中的古老石屋,在 这儿多待了半天。 我从被窝里伸出一条光胳膊找衣袋掏烟抽。我点了烟趴在炕上看张平。他做事 情总是全神贯注:一会儿拿铅笔记数字,一会儿用指头点计算机。他点计算机的动 作非常娴熟,右手的五个指头一起动,像钢琴家弹钢琴似的畅快流利。这时他总是 拿左手写字,他拿左手写出来的字跟右手写的一样好。我不跟他说话,怕打扰了他。 如果他算坐标算错了,可能不该爬的山要去爬,而要爬的却没有爬,结果验收时给 查出来再去补爬,那就倒霉了。 抽完一支烟我才起床。我悄悄走过他身旁不惊动他。屋外阳光灿烂,我去小溪 边洗脸。徐秀蛾劈完木柴干别的去了,我四下看了看,没看见她。石屋与小溪之间 是一片开阔空地。柔曼的野草像地毯似的铺在这块空地上。一道几度弯曲的小路很 有意思,仿佛像一条细长的土蛇自屋门口游出来,游向小溪边。小路从一株老核桃 树下穿过去。这株老树的伞盖很大,几乎容得下上百个人来此歇脚乘凉。我从浓重 的椭圆形树阴下走过去,走近小溪。我捧起溪水往脸上泼,那沁人心脾的清凉感觉 好不痛快。这时我发现一条小鱼从石缝间游出来溯流而上。虽然溪水湍急,但它摇 摆着尾鳍显得很自在,轻轻松松就游到上面去了。我想如果我是那条鱼的话,准会 被流水冲得无踪无影。我游过黄河,因此我知道在急流中往上游是何等的困难。 回头往平顶石屋那边走。我发觉它端庄朴实,看上去很美。它是用许多方方正 正的石头垒起来的,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很小,没抹泥灰也不透风。我想象不出造 这间石屋的人花了多少年心血,才把那些石头一块块弄方正了,而且大小都相同。 当然我更想象不出它建造于哪个朝代。如果你说它已经存在了二百年,那么似乎再 加上二百年也说得过去。它的窗户又小又高,大约是乡间古典风格的古老范本。 我围着石屋走了一圈。这时才看见徐秀蛾正在屋后的菜地上侍弄瓜秧。那是一 块不大的菜地,地边有几株罂粟非常显眼。那些被称之为孔雀罂粟的植物,正开出 猩红色的花朵亭亭玉立。我发现花瓣上有些莫名其妙的暗斑,但觉得这样反而更好 看。 “这些花是从哪儿来弄来的?”我问徐秀蛾。 “不知道,”她说,“我婆婆来这儿的时候,就有这些花了。” “它们很好看。” “是的,”她说,“孩子闹肚子的时候,拿它的果壳熬汤喝很管用。” 我跟她又说了半天闲话,直到她突然想起我们还没吃饭才打住。她的孩子和黄 狗始终跟在她身边,与她寸步不离。我说这地方不赖,以后还要来。她说你再来的 时候,我们可能搬到山下去住了。 “回你娘家去?”我关切地问。 “对。我娘不放心我一个人带娃娃住在这里。” “你舍不得走?” “是的。我现在已经喜欢这儿了。” “这间房子也搬不走。” “就是。”她有些伤感,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两年前有个搞地质的来 我家住过。他说我们家的这间房子是稀世珍宝。他说石头上刻了不少明朝时候的皇 帝年号。什么叫皇帝年号我不懂,不过我听我婆婆也说这房子有年代了,是我们家 老祖宗盖起来的。后来还来了两个拍照的。他们给房子拍,也给我娃娃拍。他们给 我拍的时候,我不让拍。” “为啥不拍?”我好奇地问。 “我也说不上为啥。”她用手抹了抹脸,好像脸上有什么虫子似的。“要是,” 她说,“当时我跟娃娃他爸一起拍了照,现在还可以看看。” “娃娃他爸是怎么死的?” “我们不说这件事好不好? ”她恳求我道。我发觉她的眼睛红起来了。“回屋 去吧,我给你们馏馍吃。” 如果我再腆脸问个明白,那就太残忍了。我们回屋的时候,张平已计算完毕, 揪了一大锅面片儿香味扑鼻。徐秀蛾见了不禁吃惊地叫起来。她叫的那个字眼是当 地土话,我听得懂但写不出来。锅里的面片方方正正,而且厚薄大小都一样,仿佛 是机器压出来的。如果她看见张平像雨点似的快速把面片往锅里扔,肯定会更吃惊。 “我们女人也做不出这么好的面片来。”她赞叹道。 “城里人都是男人做饭,”我解释给她听,“所以个个是三级厨师。” “女人不做饭做啥?”她很奇怪。 “串门儿,扎堆聊天,最多织个毛衣什么的,别的啥事也不做。” “我不做事情就难受,好像日子也过得慢,太阳落不了山。” 那是徐秀蛾平生第一次吃男人做的饭。她搛起第一块面片时看了又看,像城里 女人看金银首饰般仔细。而且,她也是第一次跟客人同桌进餐。张平劝她道,这是 我们借了你家的锅台做给你吃的,你不动筷子,我们都不好吃。听了这话,她才坐 下来端起碗。她只坐了半个凳儿,神情很不自在。她儿子跪在凳子上,见母亲动了 筷子才呼啦呼啦往嘴里拨。那面片儿是用昨晚吃剩下的鸡汤做的,味道好极了。饭 后我拍了拍孩子的肚皮,它圆滚滚的已装下两海碗,比我吃得还多。 饭后我抽一根烟。我跟张平讲,抽完烟就走。我要对徐秀蛾说一句告别的话, 可是想来想去不知说什么好。那男孩拉住张平的衣角依依不舍,就像我舍不得离开 他母亲一样。这时张平已经背好仪器脚架,瘦长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烟屁股烧了 我的指头我还怔在那儿不动。徐秀蛾问我们落没落下东西。我说落下了好再来一趟。 她不禁笑起来。一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要笑的时候要笑起来,那样子最美。她的粗辫 子挂在胸前,脸上不抹粉也红润迷人。 张平这家伙只麻木不仁地对女主人说了句我们走了,就迈过石头门槛,走到太 阳底下。他脸上是无动于衷的表情,仿佛这间石屋与别处并无二致,而徐秀蛾也与 别处的女人没有两样。惯于跟女人说话的我,一时竟张不开口,像卡了弹壳的枪没 声音了。后来我也只说了句我们走了,跟在张平后面往山下走。徐秀蛾母子俩送我 们,一直送到山嘴嘴那边才站住。她抱着孩子站在树下,要孩子跟我们说叔叔再见。 孩子说了。走出老远,我又回头看了一看,看见她还站在那儿没走。 “昨天那个测站上的坐标算出来了,所有的数字都没超限。”这时张平跟我讲 起工作上的事情来。 “你是说以后不用再来了?”我问他道。 “是的。”他点点头。 当时我想我还要来,一个人来。如果人世间真有爱情的话,大概那次我与徐秀 蛾偶然相遇是一见钟情。至少我是这样。然而糟糕的是,那时我还年轻,不知道这 种感情并非常有。虽然回到住地后我还痴心想她,可是当晚来了两个姓张姓李的小 家伙,他们是另一个小组的,骑自行车风尘仆仆,从五六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小镇跑 来找我,于是我买来陇南春跟他们喝酒划拳,其它事都丢到脑后不想了。那两个家 伙要我陪他们游白龙江,还要我带上我的枪,我一口答应。次日一早,我们就骑车 往白龙江林场跑,那儿的水情最惊险,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比游黄河还刺激。 游了白龙江,两个小家伙又请我去他们组玩两天。他们也喝陇南春。他们的房 东女人见这儿热闹,便走过来蹭酒喝。她非常胖,样子呈正方形,而且嗓门也很大, 说什么都笑。她大笑不止的时候,两个胖奶头像加了振动器似的晃个不停。我给她 倒酒时故意碰她一下。她说我不老实,不像尕张尕李坐怀不乱。晚上我问她要她家 的水晶眼镜看。她叫我到她屋里去。这时两个小家伙已经醉眼迷蒙,快睡着了。以 前我从没遇见过她那样的女人,一进屋就把手伸到我底下去,紧紧抓住不放。从我 给她剥衣服开始,她就呻吟不止。第二天见了我,问我睡得好不好,两个小家伙都 听不懂,眨眨眼睛莫名其妙。后来又跟她搞了一回。她要我再待两天。我说我要回 去了。临别时,她一边掐我一边送我一双绣花鞋垫。那双鞋垫被我在路上就扔掉了。 她是怎么叫她老公睡出去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一向是有机会就做这种事情,可是 每次做完后,心里并不舒服。好像蓄满水的水池一下子放空了,里面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应该找个女孩成家才对。我想跟女人除了打情骂俏和疯狂做爱 外,还应该有些别的什么东西。于是我和一个饭店里的小姑娘谈起恋爱来。她样子 还可以,细巧玲珑的,说起话来也甜言蜜语,每日像小鸟依人似的靠在我身上。 那个冬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我请她吃饭馆,陪她坐公园。虽然我不跟她说我以 前的事,可暗自下决心,从此再也不拈花问柳四处解馋了。次年出测前,我们结了 婚。我还要到野外去,所以她一个人跟我妈待在家里,偶尔她母亲也来看看她。 在外面我跟她打电话。一有机会就跑回去。我们相亲相爱。我妈说我变了。她 说结婚的男人都要变。那时她老人家还在。她跟我媳妇说,你要管好你男人。可我 媳妇傻,听不出话里有话。那时我们住的就是那间土屋。屋子前面有个院子,院子 有一棵白果树。我媳妇是个勤快女人,很讨我妈喜欢。我以为我很幸福。当时也确 实很幸福,只是后来才节外生枝。 那是我结婚后第二次出野外回来,她已经怀孩子了。一个跟我们熟识的医生给 她做B超, 测出她肚子里是男孩。我妈很开心,成天笑得合不拢嘴。收测后,测量 队的男人除陪老婆外,什么事都没有。我给媳妇做饭,还给她洗衣服,可她常常闷 闷不乐,有时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没事。 一天晚上,我们已经躺下了。她随我摸她拱起来的下腹纹丝不动,好像那身子 和身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 “在想什么呢?”我掐灭烟头问她。 “你能不能换个工作别出野外了?” “你一个人在家很寂寞是不是?”我又问。 “是的。” “受不了了?” “对。” 我已经习惯于年年跑野外,老待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再说即使我想留在城 里,也没单位好去。正经事情中,除了会摆弄一下经纬仪,我什么事都干不了。何 况调单位也并非轻而易举。凡测量队的男人,大都弄一个乡下姑娘做老婆,这不是 随处播撒爱情的结果,而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乡下姑娘像到了天堂似的留在大城 市里心满意足,因此她们能忍受城里女人无法忍受的许多痛苦和不幸。也许我也应 该跟别人一样,讨个漂亮的乡下女人养儿养女,而且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对此我 是有把握的,而不该沾城市姑娘的边,尽管我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我很害怕。”她见我不说话越来越紧张。 “怕什么?” “怕你杀了我。”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惊讶起来。 “你想杀人的话准下得了手。” “不要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她不吭声了。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是的。”她说。 “是不是跟别人好上了?” “还没到那种程度。” “你不喜欢我了?” “还没有不喜欢。” 这时我既没有紧张,也没有沮丧,还像平常说话时那样温和自然。“你想怎么 办?”我轻声问她。 “不知道。”她开始流眼泪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都说出来。” “我很害怕,”她说,“怕有一天管不住自己,给你脸上抹黑。” “那个人是谁?” “我姐姐单位上的。” “他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小两岁。” “你们天天见面?” “是的。” “你不要怕,”我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你。可是,我要你跟我说老实 话,你到底是喜欢他多一些,还是喜欢我?” “我不知道。”她搂住我,眼泪落在我满是胸毛的光身子上。 “你不用多说了。” 此后不久,我们办了离婚手续。这时孩子也被打掉了。她说她保证这孩子是我 的。我说我养不活他。她还保证她跟那个男人还没有性关系。我说这是你们俩的事, 别跟我说。她问以后还能不能来看我。我说如果你高兴的话。那天晚上我们还睡在 一张床上。我尽量显得没事一样。她要我跟她做爱,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顺着我。 “我是坏女人,”她说,“不值得你爱。” “不。”我摇摇头,“你没有错。” “好女人是从一而终。”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女人,往往比那种被公认为是好女人的女人要好得 多。” “我以为你要杀了我,不然就杀了他。” “不会。” “你很伟大。” “不伟大。” 后来她常常来看我,有时也在我这儿过夜。她说她现任的工程师丈夫不知道她 来看我。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人知道不知道。她对我比以前更温柔更体贴,而且自 己也成熟起来,像个女人的样子了。我断腿后,她几次给我钱我不要。有时就塞在 枕头底下,被我发现后又还给她。我跟她讲,我拿了你的钱还有脸做男人吗? 有时 候,她跟她的孩子一起来;那是一个跟她一样漂亮的小姑娘,现在越发丰满起来了。 她说如果那个男孩不打掉的话,比这姑娘大。我给她们沏茶末子喝。她女儿直皱眉 头,她却一杯一杯地喝下去,不在乎杯子有多脏。 我离婚的事,连跟我妈都没说,可不知怎么搞的,一次跟张平单独喝酒时,竟 详详细细地全讲给他听了,其中自然也包括现在跟我前妻的关系。张平听了脸色发 白,仿佛比我还难受。 “可能这样更好。”我说。 “是吗?” 他看我的那双眼睛充满怀疑的目光。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多少有些瞧不起 我。幸亏多年来我们同甘共苦,天天吃一个锅里的饭情谊深厚,否则我受不了。我 知道这家伙道德感很强。被他鄙视的话,一辈子都别想变过来。 此后不久,他告诉我他已经辞职,以后专事打猎,不干别的了。我心想,也许 他只身一人到边远地方去,是因为他对变化中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观念的完全失 望。他好像企盼着一种他认为合理的社会准则被普遍接受,但这种企盼越来越渺茫。 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城市,也离开了我。也许我的离婚事件,以及我对性和婚姻的随 便态度,使他对我也大失所望。大约他离开我,是免得以后再次对我流露出鄙视的 目光。他知道我最恨被人瞧不起。吃饭馆的时候,若有陌生人无意中投来不屑的眼 色,我会立刻砸过去一只碗跟他干起来。在野外我们常常破衣烂衫,可我们是堂堂 汉子,不容他人小觑。我跟张平灵犀相通的是,我和别人打起来,虽然他不会帮我 打,但也从不劝我住手。他明白,男人为保持自己的尊严,应当有打架乃至动刀动 枪的权利。 他还来看我,但次数越来越少。走之前,他把两只箱子送到我屋里。它们是我 见过的最大的木头箱子了,每一只都装得下两个人,可以当棺材给夫妻合葬用。箱 子里都是书。我说你放我这儿,随你什么时候来拿。 “这些书都送给你,”他说,“我不需要了。” “我要书干吗?”我叫起来。 “你不要的话,就当废纸送废品站。” “这么多书你都看过了?”我问他。 “是的。” “看过的就不看了?”我又问。 “以后我再也不看书了。” “为什么?” “不看了。” 尽管当时我常常入不敷出,可没有把那些书卖掉换钱用。有一次我打开箱子, 从里面随便抽出一本薄书来。那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书名叫《哈吉穆拉特》。 这是一本好书,我一下子就喜欢它了。虽然几乎每读一个句子就有三两个字不认识, 可是我猜得出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不认识一个女人,但你一眼就看得出她 是哪种女人,而且可以立刻判断能否与她亲近。我喜欢哈吉穆拉特坐在马背上的威 武样子。他腰间挂着一把古尔答剑。那是高加索地区的名贵古剑。他将那把剑送给 伊凡·马特维也维支的时候,好像送一句祝福的话一样平静自然。我断了腿很少出 门了,于是天天在家里看书,甚至连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敢拿起来看。时 间一久,我也会说几句文绉绉的话了。不过我想除了看书外,总该还干些什么才对, 不然要饿死在家里。我问张平我干什么好。 “搞个台球房。”这话是脱口而出。看来他替我认真考虑过这件事。 “为什么搞这个?”我不大明白。 “你打枪打得准,打台球也不会太差劲。” 这些事我不会讲给崔国平听。我们在森林里走了七八个小时,现在已是黄昏时 分。这家伙走不动了,躺在树根上抽烟。这时我也快不行了,用力的那条腿发胀了, 胀得生疼;拄拐杖的腋窝也早就磨破了皮,流了不少血。太阳落山了,林子里的光 线突然暗了许多。我也躺下来抽烟。崔国平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朝我笑 笑,扬了扬手中的烟把儿,表示抽完它就走。我点点头。 躺在树下,我又想起张平来。我以为我是了解他的,至少他母亲来找我之前, 我相信我对他了若指掌。那时我不知道他早就跟家里人断了联系,更不知道他母亲 是一位雍容华贵的香港太太。看一个人就像看一座大山一样,你永远也不知道大山 里有多少秘密。你看见这儿有块林子,那儿有个泉,就以为你认识这座山了,其实 远非如此。平静的峡谷可能在晴日里暴发洪水,如果你听不出那种奇怪的声音,甚 至把那种声音当音乐听,那么你除了死无葬身之地外,不会有任何其它结果。 “路上我看见一条花蛇,”崔国平对我说,“有扁担那么长。”抽了烟他才精 神起来。 “是吗?” “骗你是孙子,毛主席保证。” “我没看见。” “我怕被蛇咬才跑起来追上你。” “你还怕什么?”我问他。 “怕死。 ”他说,“想到现在的这种好日子没你的份儿了,你不觉得难受吗? 别人还都活着,你却死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报纸上说,数 字电视比现在的电视清晰六倍,你死了你看不到了,而别人能看到。六倍是什么个 概念你知不知道?比如你,哦不对,是我,我是说,比如我,现在只讨了一个老婆, 要是涨六倍的话,也就是说,我可以讨六个女人做老婆,你想那样的美好日子是什 么滋味。我敢说你想都想不出来。现在什么都在变,变得你眼花缭乱。不过我也想, 如果真的给你六个老婆你也受不了是不是? 我们不是什么都能享受的。有的人有了 钱身体不好了,有的人身体好可是没时间,也有的人既有钱也有时间,而且身体也 不错,可是不知道享受什么好。我发现游山玩水的人并非真心喜欢户外生活,而那 些喜欢玩女人的也并非真心喜欢女人。现在谁都买车,也谁都玩女人,你不跟潮流 走别人看不起你。做生意的人更是这样。你跟人家做生意不讲究派头不行。我不喜 欢穿西服,更不喜欢系领带,可是只要到外面来,就得这身打扮,像套了戏装似的 给自己添罪受。老实说我不知道人活着要干啥,想不明白。眼下我只想买一部比桑 塔纳更好的车子给别人看。如果不这么想,我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不料这家伙也会长篇大论。我说你可能有问题。 “什么问题?”他又扔给我一支烟。 “正常人不想这些事,”我说,“打个比方吧,一对好得如胶似漆的男女粘在 一起时,他们不考虑为什么要在一起,除非他们有毛病。” “你好像成了哲学家而不是台球房老板。” “我只是我自己,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崔国平饿了,解开食品袋取卤牛肉吃。我也吃了几片。 “说这些都没意思。”他嘴里塞满牛肉,两个腮帮鼓得像发情时欢叫的青蛙嘴 巴,一会儿瘪下来一会儿饱起来,嘴里也吧咂吧咂地响。他一边吃一边说,“现在 我们要考虑的是,今晚在哪儿过夜。” “瞧,”我指着前面不远的一棵核桃树对他说,“那儿有一间石头房子。” “你是说这儿有人家?” “以前有。” “以前什么时候?” “十七八年前,”我说,“那年我在那间房子里住过一宿。” “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直叫冤枉,“难道你要我陪你走了这么多路,就是来 看看十七八年前住过的一间破房子,而且还不知道这房子里有没有人?” “是的。” “我猜你是被鬼迷住了。山里鬼多,而且女鬼比男鬼多,你小心为妙才好,不 然要出事情。” 穿出林子,才看到那间石屋。崔国平走在前面,他绕过墙角找石屋的门。那株 老核桃树依然葳蕤,二十年没有变。树下的小路也依然弯了好几道弯,朝小溪那边 逶迤而去。只是春去秋来,地上的草叶开始枯黄,多少显得有些凄凉。我一瘸一拐 地走近石屋。它也还是老样子,像城堡似的结实可靠。我伸手摸摸质感粗糙且爬满 泥苔的石墙,才发现墙上有几个繁体篆字。我猜那是石匠造屋时留下的遗迹。我在 墙边站了好久才走。 屋前垂下两串金黄色的苞谷。一件红颜色的小孩衣服在风中飘动。门开着,里 面黑洞洞的。我用左腿跳过门槛,拐杖的铁头碰到它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时我才看 清屋里有个男孩。 “你是说你和你妈住在这里?”崔国平问他。 “是的。”男孩答道。他大约七八岁,穿一件紫红背心,眼睛清澈明亮,一点 不怕陌生人。 “那么你爸呢?” “我爸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 外面响起了狗叫声音。我听得出那只狗是从远处跑来的。崔国平问孩子你妈叫 什么名字,孩子说徐秀蛾。其实不用说我也看得出他母亲是谁。这孩子跟我以前见 过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脑袋大一些。狗吠声越来越响了。我正要朝门外看时, 突然怔住不动,头皮像通了电似的发麻。我从没害怕过什么,可此刻却怕得浑身打 抖,差点掉了拐杖摔倒。因为我转身之际,发现炕头那边挂着两杆枪,其中之一是 我送给张平的那把德国猎枪。 那只狗冲进了屋子,幸亏被跟在它后面跑过来的女主人大声唤住。她跑得气喘 吁吁,脸色煞白。 “还认识我吗?”我问她。 “认识。”她说。 “真的认识?” “真的认识。” 她给我们擀长面吃。我到灶后点火烧水。我看到她头上别了朵白花。她已经剪 掉长辫子,短发垂肩。张平死了,死在这里。徐秀蛾还没开口说这件事,眼泪像雨 珠似的往案板上掉。这时崔国平领着孩子和那只狗,到外面溜达去了。 点了灯我仔细看她。她脸色憔悴。现在她还是穿以前那种蓝布褂子,只是身体 瘦弱了许多,岁月和磨难在她脸上留下一道道皱纹。不过尽管变化很大,但她依然 美丽迷人。她说话还像以前那样平静自然,说到高兴时,眼睛里忽然放出明亮的光。 昨晚我刮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前的那块刀疤也不大显眼了。我知道我老了, 脸上的毛孔越来越粗,眼睛底下的眼袋也垂下来了,再也弹不上去了。我本不指望 见到她,只要看一眼这间石屋就了结心愿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这时徐秀蛾已经止住泪水,开始切面了。“早上发高烧,晚上 就不行了。我给他灌罂粟汤喝,他喝不下去。起先嘴唇发紫,后来身上也有紫斑, 而且越来越多。” “怕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出了事,”我猜测道,“要不就是给蛇咬了。” “不,不是。” 记得那年一收测,张平就拔腿走了,没想到他是来兴隆山的。他带了一大包城 里小孩常吃的几样零食,送给那个男孩。那孩子欢天喜地,成天待在他身边听他讲 故事。要走的那天晚上,孩子睡着了,他和徐秀蛾坐在桌边说话。他说话越说越少, 最后只问一句答一句,不像前几天那样说个没完。 “你不舒服就早点睡觉,明天还要赶路呢。”徐秀蛾说。 “没有不舒服。” 都半夜了,徐秀蛾还坐在灯前陪他。“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喜欢孩子的男人,” 她说,“将来你有孩子的时候,准是个好爸爸。” 他干脆不说话了。 此后张平年年来一趟,每次都给孩子送礼物。有时住三五天就走,有时待一两 个月之久。他陪孩子玩耍,同时也帮徐秀蛾做些力气活儿。孩子非常喜欢他。那年 徐秀蛾要搬出去住,孩子又哭又闹,说张平叔叔还要来。张平确曾答应孩子明年这 时候再来,但徐秀蛾以为这是为了哄孩子随便说说的。等了整整一年,张平果然来 了。孩子问母亲: “你说他不会来怎么来了?” 徐秀蛾感动得掉眼泪。“难道我没跟你说我们要搬走?”她问张平。 “你说了。” “你不怕白跑一趟?” “不怕。” 我能想象出张平说这话时的沉着表情。他从不轻易承诺一件事,但一旦答应了 别人,哪怕赴汤蹈火也不食言,即使对孩子也是如此。他每次临别时都说他要再来, 所以每到来年秋季,孩子就成天盼他。这时徐秀蛾也天天在想他。起初她忍受一个 人带孩子在大山里无依无靠的艰辛与磨难,是出于母亲对孩子的迁就,可后来自己 也情不自禁地想见他。每当瞧见远道而来的张平,心里就热乎乎的,平日中的孤单 感觉被一扫而空,连自己也不愿搬到娘家去住了。她母亲去世后,亲戚间的走动就 更少了。 幸福是一种感觉。她看着张平替她劈柴,烧火,开垦更多的地,那地里种满红 紫相间的孔雀罂粟,心里像蜜一样甜。即使张平走了,也不再寂寞。想想他还要再 来,想想他再来时给孩子买些什么,就觉得幸福。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石屋里的火盆烧得很旺,外面狂风四起,松林间发出铺 天盖地的怒吼声音。孩子已经睡着了,油灯也灭了,她和张平还坐在火盆旁说话。 她觉得张平看她的眼睛有些异样,于是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这是她第一次摸他的 头发,摸他的脸。他泪流满面。那天晚上,他没睡在孩子的另一边,此后也没有再 睡过去。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虽然徐秀蛾只轻描淡写地讲这件事,但我看她的脸 能看出当时的情形来。她脸红的时候,一扫刚才那种疲惫憔悴的倦容,两片脸颊光 芒灿烂。那一夜他俩谁都没睡觉,彼此要说的话像兴隆山上的土,堆得那么多,而 说出来的只是九牛一毛。这时的张平比任何时候都温和,甚至还说几句甜言蜜语逗 徐秀蛾笑。他像孩子一样靠近我,徐秀蛾对我说。 天亮得很迟。他们睡在铺了狼皮的热炕上说了又说。 “当初你为啥给我孩子送吃的来?”她问张平。 “我见孩子平白无故冻了一夜,心里过意不去。” “什么冻了一夜?” “你别瞒我了,”张平对她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炕上,你和你孩子睡在外 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得出来。” “你什么都看得出来?” “是的。” “还看得出我喜欢你?” “那当然。” 此后张平一收测就来,直到下一年出测前再走。再后来,他就不走了,一直待 在徐秀蛾身边。徐秀蛾儿子出去学木匠后,更是与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现在我 才明白,张平由我那儿回来时,因为归心似箭,才搭去宕昌的班车,再翻山过来, 这样走比走武都近一天的路程。 “我那儿他一天都不多待,”我对徐秀蛾说。“我问他是不是有女人了,他不 雌不雄不告诉我。没想到他真的有女人了,而且是你。” 我没说我也想你。没资格这么说。 崔国平也是个爱睡懒觉的货,没人叫他起床,他会睡到下午还睡下去。山里的 太阳已经升到老高老高了。鸟儿在林中宛转鸣叫。那叫声悠扬悦耳。这时林子里充 满阳光。 我和徐秀蛾站在张平的坟前说话,不知不觉在这儿待了一个多钟头。这块坟地 很大,安葬着一个世世代代以打猎为生的古老家族。每个坟堆都用卵石镶嵌。它们 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在疏林中四处蔓延。上次我打下的那只野鸡就落在这里。当 时天黑了,没看清这些石堆是什么。 张平的坟在一片不大的空地上。镶坟头的那些卵石都大小相同但颜色各异。我 不知道徐秀蛾为找那些石头花了多少时间跑了多少路。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色彩的石 头汇聚一处。远远看去,好像一幅意味深长的现代画。 徐秀蛾将一块松动的石头用手压紧。她不哭了。有时还笑一下。 “他手很巧,”这个山里女人还在讲张平的事,“做什么都做得好。” 我默默聆听。 “他给孩子做风筝,在门口的空地上放。风筝飞得高极了,都快瞧不见了。” “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随便问问。 “狗娃,”她答道,“他要我给孩子起名字。我说我不识字起不了名儿。他说 你想怎么起就怎么起。我说那就叫他狗娃吧。我爷爷就叫狗娃。狗娃狗娃的给人叫 了一辈子。” “孩子有没有大名?”我是问这个。 “没有大名。” 得知张平在那间老屋里与徐秀蛾同住了好几年,而且有了孩子,我便留意起他 生前的遗物。可是瞧来瞧去,除了我那把猎枪,还有那孩子的一对雌雄眼 (那明显 是他的),我再也找不出其它东西来。我原以为他会记日记什么的。徐秀蛾摇摇头。 “我没见他写过字。” “也不看书?” “不看书。家里也没有书。” “他说他家的事情吗?”我只好直接问她了。 “不说。” “一句也没说过?” “我问过他,”徐秀蛾说,“他说他爹死得早。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我问他 你娘呢。他说他没有娘。我见他脸色不对,没有再问下去。” 这时我们已经回来了。崔国平还躺在炕上,一条毛茸茸的黑腿从被窝里伸出来。 徐秀蛾替他盖好被角,然后系围腰开始做饭。山里人一天只吃两顿,所以早餐和午 餐合二为一了。她说她要包饺子给我们吃。我牵着狗娃的手出去转转。屋后那块菜 地大了好几倍,靠树林的那边全是罂粟草。眼下花儿谢了,草叶也枯黄了,但那些 形状像水罐似的小圆果却十分可爱。我摘下一枚闻了闻,然后把它放到裤袋里。我 想象得出这片罂粟在开花的时候是怎样的美丽。这儿没有人禁止种它,也没有人拿 它当毒品卖。像山里其它的花草一样,它平静地生长,开花,结果,然后枯萎,然 后再生长。 “还记得你爹是什么样子吗?”我问男孩。 他点点头。 “你爹给你讲故事吗?” “讲。” “天天讲?” “对。” “你还记得那些故事吗?” “记得。” “你会讲吗?” 男孩又点了点头。他背后挂着一个小铃铛,走起路来丁当丁当地响。 “给我讲一个好吗?”我说。 “讲狐狸列那还是格利佛?”孩子问我。 “随便你。” 他讲故事的时候话就多了。讲到高兴时也绘声绘色。我知道张平就是这样。 屋前的那块草地被太阳照得金黄。我倒在核桃树下看树影移动。孩子还在讲那 个狐狸的滑稽事情,直到崔国平从屋里出来。 他的腿瘸得厉害。肩上搭了块毛巾去水边洗脸。 “这儿比九寨沟还好,”他对我说,“九寨沟除了人看人啥也没有。”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九寨沟?”我问他。 “年年都去。有时一年跑三五趟。” “没看出你还雅兴不小。” “哪里的话。要不是陪客户去玩,拿轿子抬我去我也不去。” “我玩九寨沟的时候,”我说,“外人还不知道有九寨沟。” “我跟你讲,”崔国平说,“我觉得各地的风景区,都他妈的就像女人一样, 再漂亮的女人给人玩多了也不行,你说是不是。” 崔国平洗了脸又过来了。我还躺在树下不动。那个孩子不讲故事了,拿起我的 木头拐杖研究起来。 “这房子有多少年了?”崔国平问我。 “大概六百多年,是明朝洪武年间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墙上有字。” 后来我们说起别的事情来。当他得知张平的坟就在附近,便立即拉住狗娃的手, 要他带他去。这时徐秀蛾叫开饭了。他说他去去就来。俩人回来后,狗娃告诉他妈: “这个大块头叔叔给我爹磕了三个头。” 崔国平鼓动徐秀蛾带孩子跟他走。他一边咬韭菜饺子,一边向徐秀蛾描述武都 街市的熙攘情形。他口才不错,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死人也给说活了。 “嫂子你听讲,”他开始嚼舌头,“我给你买武都最好的房子。那房子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要什么有什么。我上海有要好朋友,是专门搞建筑的。上海静安寺 希尔顿饭店的室内装潢就是他的大手笔。我请他来武都他不会不来。我要他给你设 计一种最新潮的现代家居风格,保你一看图样就喜欢。” “我们住不惯那样的好房子。”徐秀蛾说。 “住住就住习惯啦。嫂子你也不是天生待在山里的命。我跟你讲,你把这间老 房子出手卖掉。它至少值一百万。如果算上它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买 主讲清楚这房子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那么开价五百万也不算高。如果你同意出 手的话,我到深圳给你找买主。我知道那些深圳佬的怪脾气,他们喜欢深山老林里 的老房子。” “是吗? ”徐秀蛾咯咯笑起来。她脸色好看多了,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浅,好 像给熨斗熨平了似的,而且眼睛也越来越明亮。“你喜欢说笑话,”她对崔国平说, “城里人来住两天还可以,要是天天待在这儿就遭罪了。” “你这话说得不对。没有道理。难道我张平大哥不是城里人?” “他跟你们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是他多一个鸡……鸡眼(这家伙脱口而出的是另一种粗俗字眼, 但说了一半就改口了),还是多一个头?” “他喜欢这儿。” “我也会喜欢的。” “你不会。” “我们打赌?” 徐秀蛾自然不会跟小崔到武都去。不过她同意陪我们去白云宾馆住两天。她带 上她的孩子和狗,那也是一头黄狗,是以前那头狗留下的种。崔国平叫她锁好门, 她说她家从没锁过门,再说家里也没有锁。 这个山里女人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说房间里的枕头太软,怎么睡也睡不着。 她家用的是白瓷枕头,硬邦邦的好舒服。崔国平问狗娃电视好不好看,孩子说不好 看。他问为什么不好看,孩子说就是不好看。崔国平给他看的是香港卫视台播放的 香港武打片。片子里一会儿弄枪弄刀,一会儿动手动脚,连我都看得莫名其妙。 徐秀蛾走后,小崔要我去他家住几天,顺便瞧瞧他媳妇。出了兴隆山往东走, 去武都只需一个多钟头的车程就到了,可是我急于回兰州,要立刻动身。 “不放心你的台球房了?”他问我,“你那张破桌子给人砸了也不可惜。” “我有要紧事情要办。”我说。 “什么要紧事情?” “我要给张平他妈打个电话。” “这算啥事情?”崔国平把他的手机扔给我,“你现在就打,随便你往哪儿打, 打科索沃都行。我这个机子是爱立信公司的顶尖产品,瞧没瞧见它的型号是FH909。 人家说摩托罗拉的好,我就不信这个邪,非买爱立信的不可。一般的机子只能在两 个差转台之间用,我的只要有一个就行了,跑再远也漫游得到。” “我没记住电话号码。” “叫114给你找。” 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114。” “你是说张平他妈在香港?” “是的。” “你记错了吧?”他将信将疑。 车子依原路回来,我和崔国平都在车上。他一定要陪我到家才放心。我抱着枪 在车上打盹。这把枪除了枪带被换过外,还是老样子;它沉甸甸的,拿在手上很带 劲。枪管涂了油闪闪发亮。上下两个枪口像一对深不可测的黑洞,叫不懂枪的人害 怕。枪膛里没有子弹。子弹都在子弹袋上。我数了数,装好火药的弹壳还有二十三 颗,其余的都是空壳子。我摸着那些铜壳子弹沉思默想。车子在军用公路上平稳地 行驶,崔国平跟司机说了一会儿话就睡着了。他认识那个大个儿司机。 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徐秀蛾把枪还给我。她从墙上把它摘下来,用红绸细心抹 擦,连枪机圈的里沿也擦了好几遍。我明白她在跟张平的遗物告别。她的眼泪从眼 眶里涌出来。她想止住它但止不住。此时此刻,我也流眼泪了。崔国平动了动嘴, 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不再年轻了,”我对徐秀蛾说,“即使没断腿也不会再打枪。你把它留这 儿,只当是张平的东西。” “不行。”她摇摇头,“张平临死前交待我,一定把枪还给你。他说这是你的 枪。” “当初我是送给他的,没想过问他要。” “他没这么说。” 徐秀蛾还在擦枪管,她说她用的是自己打的蓖麻油。 “我原来打算来年春天去兰州找你。我知道你住山西巷一○四号。” “现在我跟你讲,”我对她说,“我把枪送给你。它是你的了。” “我不能要你的东西。”这话说得我好伤心。 一向温和待人的徐秀蛾这时很倔,我没法说服她,于是只好背了枪离开那间石 屋。崔国平要替我背,我说我背得动。 把子弹袋系在腰间,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还行,我对我自己说, 只要背得动枪,还能出去打兔子。回宾馆的路上,我倚住树,端枪瞄准树上的一只 大鸟扣扳机。枪没响,因为我没给枪膛里填子弹。我相信我能打下那只鸟,所以没 放枪打它。 路上徐秀蛾要换我背一会儿,我说这是男人的东西不让她背。孩子和崔国平跑 在前面,他们有说有笑,惊得野兔四处奔逃。我无法想象假如不是徐秀蛾一路陪我, 我会背那么重的猎枪和子弹,拄拐杖在树林里走一天 (其实路程并不遥远,只是我 们走得太慢) 。到了宾馆,我自己摘下肩头的枪,把它放入贮衣柜里,子弹袋也放 在里面的搁板上。我以为我会倒下去,爬不起来,结果还好。勉强能走到沙发前没 出洋相。 车子在树木稀少的土塬上奔驰。天高云淡,但不见南飞雁。我给司机敬烟。他 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烟,不要我的火。他说他也打过枪,在部队上打过,打的是半自 动。后来我们越说越投机。他问我你的腿是怎么搞断的,我说枪走火了。那时我在 甘南干活儿,住在一家藏民家里。那家藏民的小孩玩我的枪我没在意,枪响后才知 道出事情了。幸好孩子不大,枪口抬不高,不然的话,丢的不只是一条腿。好人命 大,司机在后视镜里朝我笑笑。他还年轻,身体壮实。我注意到他握方向盘的手很 大,显得很有力气。 我们到家时已经天黑了。我的台球房还像往日一样乌烟瘴气。给我看门的那个 环县姑娘正端坐在外屋的桌前神色庄重。而那个爱讲克林顿的家伙还在讲克林顿。 我把猎枪挂在原先挂它的木钉上,然后叫姑娘走。她应该回去好好睡一觉。我坐在 她刚才坐的那张凳子上,接过她给我沏的茶。 这时崔国平掏钱买酒买肉。在等吃的时候,他拿手机给家里打电话。 “喂老婆我真的好想你喔。我明天到家。对,是明天。你等不及了吗? 等不及 就自己想办法。我没说你坏话。没这个意思。你问我坐什么车回来? 不对,不是火 车,是空中客车。对啦,我飞回来。你不知道我在哪儿? 你忘了我跟你说我来美国 加利福尼亚?你问我来干什么?我是来考察这儿的玻璃行业的。美国佬刚打了我们的 大使馆,我不跟他们喝酒,除非他们的大使馆也给我们打一下。对,现在我还没睡 觉,不然跟你说话的是另一个男人了。我讨厌? 不,我不讨厌。睡吧,睡个好觉。 我要挂电话了。喂,你儿子踢足球赢了几场?……” 这家伙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我的事情来,便立刻结束他们夫妻间的异地夜谈,把 手机沿桌边推给我。“你给香港打,快打快打。”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我说,“人家不像你是夜猫子不睡觉。” “你搞错了。”他对我解释道,“我们是白天的时候,外国人就是夜里;而我 们是夜里的时候,外国人就是白天。” “香港不是外国。就算是外国也跟我们是同一个时区。” “讲这事我最清楚。”那个爱说克林顿的家伙插嘴道,“我们东半球是一个时 区,西半球是另一个时区。要是东半球的时区给西半球用,保准出问题。克林顿打 科索沃打不下来,就是因为他在西半球指挥东半球,乱了时区还打得赢吗? 要是莱 温斯基不告他搞她的话,克林顿也不会打科索沃。北约不清楚这件事,跟着克林顿 瞎起哄。” 这家伙老说克林顿叫人心烦。崔国平给他一块牛肉堵他的嘴,他反而更来劲。 我还是白天睡觉,晚上看店。来我这儿的球手也还是一杆一杆地捣球,捣给下 注的看。除非定期擦油,那把猎枪始终挂在墙上没人碰它。大家都到里屋去的时候, 我常常盯住它看半天。现在我知道张平不会来了,所以一看到枪就想他。在我的心 目中,他是个说一不二的堂堂汉子。可是他母亲抱怨他狠心断了他们之间的母子关 系,使我心里不舒服。我对那个香港太太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她的皮肤保养 得很好,指甲也抹了油。叫人奇怪的是,她额前的皱纹细密而又整齐,好像是精心 折叠出来的。她说她当过保姆,干过体力活儿,我对此将信将疑。也许是她见我胡 子拉碴形象欠佳,而且我屋里的空气也不好,所以不跟我细谈,而我也没问她什么 问题。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只告诉她张平在武都兴隆山,告诉她怎么走最便当。 我没说张平死了。我觉得张平跟她没关系。在我看来,她在香港过有钱人的生活, 她儿子在森林里与一个善良女人相依为命,是各得其所。我见她流眼泪时,也说了 几句安慰话,可是心里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她没见过她儿子上山干活儿时的 认真样子,也没见过她儿子点蜡烛读书时的专注表情,自然更没见过她儿子持枪追 击猎物时的矫健身影。她徒然只知自己有个儿子。如果这个香港太太不为亲情所动, 我反而会尊重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去了兴隆山。如果去了,也不知道她见了她 儿子的坟有何真实想法。我猜她会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拿细白的绢头擦干眼泪,然 后回香港,然后坐在自己家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陪客人玩麻将牌;一边玩一边说一些 家长里短的闲话。我看得出她的手指是惯于洗牌齐牌的,其动作想必比别的老太要 快得多。 我想张平的时候没法不想到她。从她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看,她年轻时是在大 陆;尽管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酸,但她脸色安详沉静,眉目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 高贵气质。照片的背景是天安门,但那个背景是画在画板上的,其形状和色彩多少 有些失真,看上去很别扭。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到香港去的,也不知道她到香港 去是因为她是香港人还是香港有人。当然,更不知道她和她儿子怎么后来就天南地 北,不在一起了。 今年的雪下得特别早。院子里传来扫雪的声音。那个环县姑娘已经替我点着了 铁炉,屋里暖洋洋的。我躺在床上抽烟,不知道现在是上午十点还是下午两点。通 常我总是肚子饿得前后贴在一起了才起床,所以有时候起得早,有时候天黑了还赖 在床上。我住在小巷深处,巷尾是坍了雉堞的半截城墙,只有胆子大的人才敢翻过 墙头往皋兰山上跑。这儿没事的时候很安静。 奇怪的是外面有汽车声音了。不知哪个冒失司机没弄清巷子里有没有掉头的地 方,就一头钻进来。我的肚子还没饿到要起床的程度,所以还在被窝里抽烟斗。我 一个人的时候拿烟斗点烟叶抽。那是陇东人种的金黄色的“唐烟”。早年有个陇东 老人跟我讲起“唐烟”的典故时一脸自豪。当时我也真以为唐朝的李世民落难途经 陇东时抽过这种烟,后来才知道,我们中国人抽烟的历史很短,清朝的纪晓岚一边 给乾隆编书一边衔烟斗吞云吐雾,这在当时尚属新潮。 我睡觉的屋子不关门,那个正在扫雪的姑娘走进来跟我说有人找我。这时我不 得不套裤腿下床迎客。 张平的母亲坐在她以前坐过的那张长凳上等我。昨晚没人在这儿喝酒,抽烟的 也不多,所以屋里的空气比往日好。她叫我金先生,一边叫一边站起来,恭敬有加。 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孩。那孩子抬头看我。 “哦狗娃你还认识我吗?”我问他。 “认识。” “你娘呢,”我又问,“她怎么没来?” “她给我爹看坟她不来。” 我还是给张平的母亲沏茶末子喝,因为这儿只有这种蹩脚茶叶。这回她喝了, 而且没皱眉头就一连喝了好几口。她说她要带孩子到香港去,要给他上最好的中文 学校。孩子端坐在凳子上神色严肃,仿佛面试的学生正时刻准备老师提问。 “你会喜欢香港的,”我对他说,“香港是个好地方。” 孩子不说话,没了在树林里跑东跑西的那股活泼劲儿。他大约还在想他娘,心 里不高兴。不过张平的母亲喜形于色。虽然得知儿子不幸身亡万分悲痛,但现在看 到了孙子,而且徐秀蛾同意她带走这个孙子,她大喜过望。她建议徐秀蛾跟她一起 走,而且把张平的骨殖也带走,可是徐秀蛾坚决反对。她说张平临死前交待她,一 定把他埋在树林里。香港太太对深山老林并无深切感受,她对一个女人在森林里过 日子的艰幸与寂寞,只表示出一般人所表示的惊讶和不解。她体会不到徐秀蛾对她 儿子一往情深的真挚,也想象不到徐秀蛾是忍痛割爱,把狗娃交给她,以此消弭张 平因固执绝情而有违孝道的缺憾。所以她现在心安理得,仿佛没事似的不管徐秀蛾 了。她说她给徐秀蛾留钱徐秀蛾不要。我猜这个香港太太有她自己的看法。大概她 认为徐秀蛾是引诱她儿子误入歧途的坏女人,因为有涵养才压在心里没这么说。 老太太请我去德克萨斯大酒店吃西餐我去了。司机把车子从七拐八拐的巷子里 倒出去,倒了半个多钟头才倒出巷口。他停下车,弯腰察看车身是否有被擦伤的地 方,然后才拐上马路往酒店方向开。 我的胃口一向很好,而且不挑食。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可是来者不拒,有 多少吃多少。老太太给我讲香港的风土人情我洗耳恭听。她要我当晚住在这里,享 受一下五星级饭店的豪华与奢侈。我婉言谢绝。 “您知道我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对老太太说,“很抱歉不能晚上陪您。” 她不勉强我。在我看来,她只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如此客气地款待我。若不 是我帮她找到她儿子的下落,她不会多看我一眼。她说她和孩子搭明天的飞机飞香 港。于是我们又聊起前几年建香港启德机场时的那段新闻风波。她始终不说她儿子 的事。六点多钟的时候,我要告辞了。她问我是否能等她去一趟洗手间再走。我说 您请便。她穿的是那种色彩艳丽但不失典雅的厚料旗袍。后面挽着发髻,头发一丝 不乱。她走路时腰身摆动。看来是下了工夫才走得那么自然的,甚至比模特儿还走 得好。 “狗娃,”我单独和孩子在一起时问他,“你跟叔叔讲,你喜欢去香港吗?” “不喜欢去。”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娘在一起?” “我娘要我跟她走。” 孩子还是满脸严肃。现在他焕然一新,身上穿的全是专卖店里买来的高档衣服。 若有人告诉我,他脚上的那双小孩皮鞋是五百块钱买来的,我不会大惊小怪。我自 己有十多年没买皮鞋了,要买的话,也只能花二三十块钱,买那种积压了十多年的 陈货往脚趾上套。 我一边点烟一边让小姐给孩子添菜,不问他问题了。 老太太去了好长时间才过来。她给我一张香港支票,说拿上它到中国银行能取 现金。我不收她的钱。她知道我不是嫌多嫌少不拿支票,因为我没看支票上的数字 就还给了她。 “金先生,”她坚持要我收下来,“这是我一点点心意,如果张平还在的话, 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 “钱我是不收的,”我说,“如果您真的想帮我的忙,那么请您回答我一个问 题。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把我不知道的事情如实告诉我,免得我以后经常烦心 想它。” “什么问题?”老太太笑着问我。”但我看得出她心里很紧张。 “当年张平为什么不跟您和您女儿一起去香港?” 我要问个明白,不管她是否愿意回答我。 这天晚上,胖子带门钥匙了。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去,他说坐坐再走。我给他 一根烟,他拿拇指和食指捏住它。以前他给我五哥家的孩子讲过电脑。我发觉他打 电脑时不看电脑,想必是行家里手。 桌上放着一枚罂粟果。胖子拿起来细看,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当他得知那就是 做鸦片的植物果球时,问我从哪儿弄来的。我说兴隆山。他后悔没跟我们一起去。 “听说你不开台球房了?”他问我。说话细声细气的像女人。 “是的,”我答道,“而且不住在这儿了。” “你要去哪儿?” “不告诉你。” 我说这话说得很自然,既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不屑跟他讲。我一向的原则是, 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就留在肚子里。他是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悟性,所以只点 点头,不觉得尴尬。 “你什么时候搬家?”他又问。 “明天上午。”我说。 “我可以请假出来帮你搬。” “不用,”我说,“除了墙上的那把枪,我什么也不拿。” “这房子怎么处理?” “给金妹住。” 金妹就是天天给我打扫房间的那个环县姑娘。她来城里打工,一个也是打工的 小伙子跟她很要好,我看得出她能管住他。现在他们正准备结婚。 我也是搭去宕昌的车到兴隆山去的。临行前到铁匠铺给拐杖换了个头,拄在地 上稳扎多了。我再次见到徐秀蛾时她大惊失色,脸上布满了恐惧的阴云。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她对我说,“不然你也会像张平那样死掉。” “不会那样。”我说。 “有个算命的给我讲过我要死三个男人,张平死后我才想起他的话。” “你跟我讲过这件事。” “那你为啥还来找我?” “因为我喜欢你。” 夜里她躺在炕上的时候浑身打抖,仿佛预感到受了魔鬼的诅咒难逃厄运。我搂 住她不让她哭。她说她的第一个男人也像张平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我说就算那个算 命的算对了,跟你做一夜夫妻就死也愿意。 “不知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 她还在哭。 那个当木匠的儿子常常来山里看她。他说他还记得我。崔国平没破产的时候也 常常来。每次都带来陇南春跟我喝酒。我们只两个人也喝得昏天黑地。虽然徐秀蛾 滴酒不沾,但她始终坐在桌旁给我们斟酒,直到我们中的一个醉倒为止。崔国平很 自豪,他说他现在走这段路只需两小时三十六分钟。他说下次来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结果当他正准备租用武都森林公园的直升机来我们这里时,法院冻结了他所有的银 行账户,连他的别墅房子都贴了封条。这时候,他还买来大鱼大肉,照样喝个痛快。 我们在石屋里喝。有一天他问我,“你是不是跟张平一样,也喜欢过田园生活?” “你怎么知道张平喜欢田园生活?” “他能去香港却不去,跑到山里来种瓜种豆。” “不是这样,”我摇摇头,“当时他已经办好了去香港的签证,后来节外生枝 才没去。” “出了什么事?”徐秀蛾问。 “他姐姐为了去香港,跟姐夫离婚了。那时候,进出香港控制得很严,他姐夫 和孩子不能跟他们一起去。” “这算什么事情?”崔国平不以为然。 “可是张平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说我们以前有香港亲戚被人瞧不起,全家 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国家开放了,香港亲戚叫我们去是对我们好,可是有 必要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拆散吗? 他姐姐跟他吵起来,不要他管她的事。张平一怒 之下,撕下签证不去了。当时他母亲左右为难。一方面香港那边盛情难却,另一方 面,她自己也渴望回到久违了的大家族中过好日子。虽然她心里喜欢那个老实巴交 的女婿,在生活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那个女婿大小事情都帮她做,而且常常给些钱 让她补贴家用,可是她既无法阻挡她女儿要离婚的决心,也无法劝张平回心转意。 再三权衡之后,她跟女儿走了。张平站在阳台上看她们离去,一句话都不说。” “后来呢?”徐秀蛾问。 “后来他母亲回大陆来看他,”我接着说,“他不认识她了,只当陌生人不理 不睬。老太太一边流眼泪,一边把香港带来的牛仔裤送给别人。她求他跟她说句话 他不说,面孔像铁板似的冰冷。再后来,他母亲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她的前女婿也 帮她四处打听,可年复一年仍杳无踪迹,直到找见我才柳暗花明。” 这时崔国平只默默喝酒,隔了好长时间才说话。 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