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珊珊不在的那些天,我学着织了一片苇席。水区的姑娘都是织席的能手,荷花 淀派的一位老作家曾对此作过浪漫的描写:她们盘腿端坐在苇席上,腰部柔韧,手 臂颀长,白花花的苇条在手中欢快地飞舞,手指的动作与腰部的移动构成和谐的韵 律,仿佛在弹琴;舞动的双臂舒展自如,没有辛劳的痕迹。但是我不行,我的腿又 长又硬,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地席地而坐。我不记得他老人家是否描过写水区姑娘的 手,那双手可没有浪漫的意味,日复一日的磨砺,从手心到手背,结满厚厚的老茧。 如今我的相册里仍旧保存了一张我织席的照片,我半蹲半跪在已经织好的半片苇席 上,那是为了照相而摆设的姿势,我低着头,面带微笑。这张照片是后来照的,是 在我认识了N 以后,他为我拍,而不是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或许以为女人织席 是美的,寓于诗意的事情。实际上,织席对于我可没有丝毫浪漫的情调,我蹲在地 上,躬腰弯头,活像一只蜷缩的蜗牛。那片席我整整织了十天,手被锋利的苇条划 得血迹斑斑。 我把织好的席交到小队,出纳员给我记下十个工分,按照这样的速度,靠织席 是不能养活我自己的。水区的姑娘从十岁起,一天就可以织一片席。而我十天织成 的那张席在验收时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次品。验收员是县里来的有着科级干部头衔的 胖老头,那张麻脸既和善,又骄横。队长为我据理力争,“这是北京来的女学生织 的,合格得要,不合格也得要。就像你脸上的麻点,好看不好看,都得长在那儿。” 在我开始准备织第二片席的时候,我还没有气馁。失败的情绪是突如其来的。那一 天的黄昏,我把劈好的苇条拿到场上去碾平。两个小一些的石碾都被占用了,只有 老槐树下的大碾子空着,几个脏兮兮的顽童坐在碾子上,吃着抹了黄酱的玉米饼。 我在空地上铺好芦苇,挥手赶走正在嬉戏的小男孩子,不自量力地试图移动那个庞 然大物。无论我怎样推,拉,用脚踢,石碾子却纹丝不动。我想我吃力而急躁的动 作肯定是滑稽的,否则那几个顽童不会那样兴奋地拍手笑起来。不远处正在碾苇的 老头和中年妇女也笑了。他们没有什么恶意,但没有人想要帮我。我颓丧地靠在突 兀不平的老树干上;小男孩子像胜利者一样,举着玉米饼欢呼起来,他们重又爬上 石碾。收工的渔船靠岸了。炊烟袅袅生起。夕阳正在陷落,湖水泛滥着忧郁的暗红, 房屋,芦苇荡,在黄昏的天幕上勾画出黑色的轮廓。在那一瞬间,半年多来支撑着 我的勇气忽然崩溃了。我哭了。小男孩子们坐在石碾上,静静地望着我,像一群敏 感的猴子。我靠在老槐树上,默默地,任凭眼泪像潮水一样滔滔汩汩地流淌。 我把剩下的芦苇交还给队里,向队长表示,随便分给我什么活儿都可以,反正 我不再织席了。队长颇费踌躇,无论是地里,还是船上,哪儿都不缺劳力,我们在 这儿,本来就是多余的人。“毛主席叫你们来受一遭罪。”这是农村人对“上山下 乡”的质朴的理解。对于我们的“遭罪”,他们往往表现出快意的同情。我因为拉 不动碾子而哭,他们同情之余,也许感到了某种优越;我们在劳动中的种种低能的 表现,都是他们谈笑的资料。关于我的哭,珊珊回来后肯定听说了,不过她从未提 起过。后来,可能是在第二年的麦收时节,她一个人在乡下,也曾哭过。听说是为 了我的床板。因为我的床空着,队里要借床板晒麦子,珊珊不肯给,她怕床板会搞 得很脏。农村生活的原始,使我们原有的生活习惯改变了许多,惟独没有改变我们 的洁癖。初来的时候,我和珊珊即饱受了跳蚤以及屙痢之苦;珊珊的脊背被抓破, 我给她涂碘酒,她让我数一数,究竟有多少个肿包,我数到六十,还没有数完。虫 咬加上过敏,没有边际的瘙痒,使你的神经处于一种永无休止的煎熬的状态,消融 了其他的一切思想和感觉,直到产生酷刑一般的恐怖。后来,靠着大量地喷洒敌敌 畏,终于消灭了那些可怕的跳蚤。为了防止它们东山再起,我们坚决拒绝任何可能 带来跳蚤的来访者坐在我们的床上,这曾引起村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必定以为这是 轻侮。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不在乎得罪任何人。所以,珊珊固 执地不肯出借我的床板。我猜想,这无疑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引起了怀有敌意的 争吵。那一次,她忽然无法抑制地激动,一反平日的矜持傲慢,据说,她冲出房间 大吵大闹,之后,又躺在床上嚎啕大哭。她的哭或许缓解了僵持的敌意。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