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总的说来,我所经历过的窘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我。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却 不是如此。即使在有钱的时候,他们也始终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之中。他们的青年 时期处于动荡的年代,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经历了日本的占领和国内战争。我的父 亲不是一个灵活圆融的人,在他结婚初始,独自谋生的时候,却经常面临着失业。 以后,我的外祖父在金圆券的风波中破产。而我的祖母则在“土改”中被剥夺了土 地。一个原本殷实的家族终于一无所有。母亲怀我的时候,正值解放沈阳,父亲害 怕再出现围困长春时的饥馑,把母亲和没有出生的人送到乡下的老家,吃的是粗粮, 完全谈不上孕妇应有的营养,所以我的体质始终不是强健的。没有生活,只有崩溃。 那时候,恐惧已根植在他们的性格中。朝鲜战争再一次令我的父母风声鹤唳,他们 卖掉了家什器皿,买了一点儿黄金,迁居到黑龙江省的边远小城。父亲在城里上班, 母亲带着5 岁的姐姐和两岁的我,住在城外半山坡的一栋小房子里,不知为什么, 他们称那个地方为“地道”。母亲老了以后,常常喜欢对我们说,“住在地道的时 候……” 地道的房子很大,但是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一无所有。母亲说,除了随身的衣物, 全部的家当只有一个装着细软的小皮箱,里面装着他们的希望和安全。而我对小皮 箱里面的内容的认识,是与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一把古刀, 刀柄嵌着宝石,金翠辉煌,银亮的刀身,如一缕雪痕。在“四清”运动中,他们害 怕被指控为收藏武器,主动交了出去。为了不至于影响我父亲,由我母亲出面交给 她所在单位的领导。“文革”后,我曾试图收回;当年的那位领导尚健在,但是她 说她完全不记得这回事,当时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任何收条之类的手续。三幅明代 的字画,在“破四旧”的抄家之风盛起的时候,转交给当时处境似乎较为安全的亲 戚代为保管,那个年代,形势的骤变如洪水猛兽,没有什么人是真正安全的,或可 靠的,父亲的藏画不明不白地遗失了。小皮箱里还有数量颇丰的银圆。实际上,在 “文革”中,我的家始终没有被查抄;但是,正如等待枪决时恐惑,那些铸刻着袁 世凯头像的“大洋”使我的父母终日惶惶不安,于是,像作贼一样,我父亲把银圆 拿到委托行,以每枚一元钱的低价卖掉了事。贫穷使他们恐惧,而恐惧使他们更加 贫穷。小皮箱里惟一保留至今的,是三枚金戒指,就是来地道之前,我母亲用变卖 家具的钱买的。在她的女儿们结婚的时候,这是她可以送给她们的惟一的礼物。我 是最后嫁出去的女儿,在她送给我的戒指上,嵌有几粒碎钻,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 芒,如同几粒微弱的希望。 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那几年,他们又开始惶惶不安。尤其是我的母亲,在 她与我的父亲分居之后,她的以“文革”后期补发的工资为基础的存款已微不足道。 就收入而言,社会的普遍富裕反而使她沦为真正的穷人。有时她会忧心忡忡地和我 商议,是否需要储存一些面粉和食油,以防价格的不断上涨,令人可悲地啼笑皆非。 我给她的钱,她不肯花,攒起来,存入银行。我只好改为买些衣食用品,不再给现 金。而我的父亲则变得极为吝啬。像他们那一辈人中的大多数,他们已经习惯于以 一种收缩的姿态应付时事的变迁。 说起来我们那时真是没有心肝。当我们在“老莫”装模作样地举着刀叉,笨拙 地切割浇着辣酱汁和胡椒的烤猪肝,夸夸其谈地议论着海明威和惠特曼的时候,全 然不把父母的境况放在心上。我的父母从未光顾过这两个当年的豪华西餐厅,没有 心情,也不想多花钱。他们全心全意地体味着自己的不幸,以致所感受到的比真正 遭遇的还要多。那一年,我的父亲下放到江西的干校。临行前,我和妹妹为他整理 行装。我为他缝被套,那是我第一次使用缝纫机,绗线走得七扭八歪。我的母亲怀 着怨恨,袖手旁观。有很多年,我无法理解母亲性格中的那种暴虐的倾向,无法理 解她与我父亲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就像两条缠绕在一起的毒蛇,彼此怀着怨毒, 又纠缠不清。在我父亲将要离开北京的那些天,她有时会在深夜,在我们熟睡时, 忽然拧开灯,到父亲的房间里,毫无原由地争吵。我愤怒地质问她:是否可以等到 明天?她幽怨而恍惚地回答:没有明天,永远是夜。如同在诉说一则寓言。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