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爱情似乎令生活变得沉重。仿佛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另一个人的生活。 N的 负债使我觉得长时间地生活在城市是不可能的。我想把岛上的生活尽量安排得好一 些,像一个“家”,可以支撑我们的共同的生活。这是我归来之前的想法。但是, 每一次从城市走进岛上的落满尘土的大房间,它的残破与荒凉总是在我的想象之外。 我懒懒地躺在床上,疲惫和气馁使我什么也不想做。“小孩”端来一盆煮熟的新打 下来的菱角,他要帮我去扛柴,说“总归是要开火做饭的”。 说起来似乎是悖论,激励我珍惜生命,珍惜生活的,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一 个被剥夺了青春的形象。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同样的茫然,看不到道路何在, 只有凭着生命的惯性,朝着虚妄的想象———在如此贫瘠的时代,想象却是富饶的 ———走下去。 我从床上爬起来,做了几次扩胸和伸曲蹲,努力使自己振作。然后,和“小孩” 一起把布满蛛网和灰尘的房间打扫干净。 我拿出医院的证明,向大队的干部说明我的病有待康复,不适宜再干体力劳动。 我要求在大队卫生所工作。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卫生所是个肥差,是只有有 门路的人才有可能获取的职位。但我还是要试一试。我学生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儿 科医生,一个既人道又尊严的职业。我向他们说明在北京养病期间,我学会了针灸, 通读了《农村医用手册》,我保证我的医学知识绝对超过现任的“赤脚”医生—— —一个只会推销自制的泻药的据说握有祖传秘方的农民,我以为他的泻药的功能是 由于炮制过程的肮脏而获得的,那些用旧报纸包裹的药丸就晾在他家的炕头,上面 叮满了苍蝇。大队书记板起面孔,他显然不高兴我对农村的卫生问题妄加菲薄,这 伤害了他的农民的自尊心。他首先对我长期滞留不归表示不满,说由此证明我属于 不愿意接受“再教育”改造得不好的那一类下乡学生,所以没有资格在卫生所工作。 我冷静地听完他对我的批判,说,如果要我“扎根”农村,就应该给我创造条件; 我听说县里一年前就已拨发了知青的安置费,为什么至今还让我住在破旧的房子里? 大队书记说他不清楚安置费的事。从他支吾搪塞的态度,我猜想这笔钱可能已被挪 用。 我知道机会来了。我说,那好办,我可以到县知青办公室去问清楚,我认识那 儿的头儿。他连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们去,这是我们的工作嘛。书记的态度 忽然变得殷勤而和蔼,说,至于你的工作安排嘛,我们会考虑的。 最终还是没能圆我的“医生梦”,但是同意我到小学校教书。那时候,学校的 民办教师,卫生所的“赤脚”医生,缝纫社的裁缝,是农村中的脑力劳动者,底层 社会的文化阶层。在乡下,凡是脱离了体力劳动的职业,都是受人尊敬的。我没有 做教师的才能,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面对孩子们的恶作剧,我不知该怎么 办才好。但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那个冬天我还是过了做医生的瘾。我用自备的 一套针灸用具免费为村民治疗,我的远端取穴的方法对于治愈疼痛很有效。这里的 农民由于劳作艰辛,多有腰腿疼痛的毛病。这使我大受欢迎。他们送给我几个土豆, 一棵白菜或是半块豆腐作为报答。那个冬天,我几乎不必去集上买菜。 乡村教师的工作给了我自立的希望。在相对富裕的水区,按照固定的工分分红, 我每月可以拿到将近三十元钱,足够我的伙食与路费的开销。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再 依赖父母的工资。钱是自由和独立的基础。这是我早就明白的听起来颇为俗气的真 理。上小学的时候,每逢假期,学校或是街道办事处会分配给生活贫困的学生一些 可以挣钱的工作,其中的一项是剥云母,把整块的云母用小刀剥离成薄片,据说是 绝缘的材料。炎热的夏天,当别的孩子在门前的石阶上玩“抓拐”的时候,他们就 坐在小巷的阴凉处,默默地干活。那时候我对他们是羡慕的。对于我,这是一件富 于吸引力的工作。我坐在旁边,长时间的欣赏厚云母墨玉的颜色,看着剥离的薄片 散落在纸盒里,渐渐地积满,像水晶的截面那样,把蓝天白云映照得光怪陆离。直 到天色将暗,我帮他们捧着纸盒,把做好的“活儿”交到办事处,看着他们从大人 手中接过那种未使用过的崭新的一元钱,我忍不住要求那个和善的老办事员也分给 我一些云母。他笑了笑,说这不可能,只有无力交纳学杂费的学生才可以获得这类 的照顾。他认识我的父母,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