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控制中国城市化的神秘左右手(10)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在同一场合表示,从2000年到2009年,西 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从1.66万亿元增加到6.68万亿元,增加了3 倍;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5648元提高到14213 元,年均增长10.4% ;农民人均收入由1161元 提高到3817元,年均增长8.9%;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也明显加快。 虽然在官方政策倾斜和大力投入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速 度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2000年,西部 和东部的人均GDP 相差7000元,如今,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 元。 李子彬也坦陈,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欠发达的状况不可能在十年内得到解决。 在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 再经过100 年(西部 地区)也不一定能够和东部地区拉平" 。 官员们越来越敢说实话了,这是中国的进步,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些真 话实话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都不得要领,要从中国高密度城市化、从中国中西 部生态脆弱地区" 人退、自然进" 的整体战略上考虑,我们的未来才有生路与活 路。 右手:人文社会线——神秘的百万人口线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迥异于世界各国的特殊经验:它不是从小城镇起步, 而是直接由大城市引领,大城市化才是它的主要特征。 托克维尔说美国的民主始于乡村。他是对的,因为乡村自治传统是美国基层 社会自由、富裕、平等、幸福的根基,甚至连乡镇警察都是镇里面自雇的。而我 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而是公共权力一杆子插到底,而且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直到村一级。越到基层,越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资源的有限性 越厉害,社会资源的单极控制和垄断特征也越明显,各种无处不在的关系网和拉 帮结派的" 窝里斗" 内耗也越显威力。 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口100 万以上的城市才略见改观。城市越大,内耗越小, 个人的自由度就越大,城市的聚集效益也越大。虽然超大城市的交通不便抵消了 其中的一部分效益,但是,比较而言,由此造成的时间、精力、才智与心力损耗, 比起人与人之间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损耗,比起权力单极控制下的徘徊与无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大城市最大的魅力所大,自由的魅力,尊严的魅力。 经济与文化到底有何关系?阿根廷的法学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曾有论述 :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理由是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由经济逻辑来解释,但 长期的经济行为靠经济逻辑则无法给出答案,必须求助于文化逻辑。格龙多纳认 为,个人、家庭、民族、国家莫不如此。就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长期赚钱的 目的在于用货币来达到非货币的目的,如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长期 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 命题: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等。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接 着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经济目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当然, 非经济目的并不是" 反经济" 的,而是" 亲经济" 的。格氏指出,文化在整个经 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指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归因 于其文化心态的指引。他的结论是: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某种特征, 就可判断其经济发达的程度。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现在不 发达,一段时间后就会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