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第三章1995~1999年巨鳄时代(1) 第三章 1995 ~1999年巨鳄时代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金刚经》 听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大约1992年左右,上海金融圈中有一个 “北京圈”,主要是十几个同处异乡的北京人,多是25岁上下的小伙子,因为都 住在老交易所旁的上海大厦,于是就成群结伙地在异乡的夜晚“乱窜”。而之后 的一个金融巨鳄正隐藏其中。 当时,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副总经理戴学民在其中颇 为引人注意,当时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后来声名远扬的另一大巨鳄—涌金系的掌门 人魏东,那时他还是戴的部下。当年,戴学民主管中经开证券、期货业务,岁数 比魏东大得多。 中经开在当时就已颇为引人注意。因为中经开上海证券业务部是上海二级市 场的绝对主力,那时在上海的北京公司中,似乎只有中经开在二级市场的影响力 可与万国、申银、海通等本地大券商匹敌。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刚 刚开业时,有几十家会员。其中有9 家来自北京,其中除北京国际信托之外都是 央企或央企下属国有企业。而中经开之所以会成为其中翘楚,是因为其是财政部 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一直被圈内认为是信托投资公司里面的贵族。 中经开成立于1988年4 月26日。原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担任中经开的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任董事长,之后中经开则长期只有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 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朱扶林担任总经理,至于戴学民,亦出自财政部综合计 划司。中经开得天独厚的财政部背景不由令人刮目相看,直接的好处是资产庞大、 业务量较大、政策性较强。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与地位,中经开才能与当年在上 海滩名震一时的万国证券叫板。 然而,“北京圈”没过两年就销声匿迹,其中最大的原因是1995年发生了震 惊中外的“327 ”国债风波,以中经开为首的“北京圈”赚得盆满钵满,在圈内 的影响力更是如日中天。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分道扬镳,涌金系就此崛起。另一方 面,“327 ”国债风波仿佛成为券商整合大幕的序曲,也酿造了一个大鳄时代的 私募江湖。 最惊心动魄的8 分钟 关于万国证券如何在1995年“327 ”国债事件中负隅顽抗的故事,早已在业 内耳熟能详,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的悲剧命运更为人所动容。然而,日后真正 对私募界影响深远的,则是在“327 ”国债事件中,另两个风起云涌的对赌主力 —中经开与辽国发。 从1995年1 月起,代号为“327 ”的国债就越来越像一场对赌游戏。“327 ” 国债赌博的焦点在于财政部是否会提高利率。“327 ”国债是1992年发行的3 年 期国债,1995年6 月就要到期。按照它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 券到期应兑付132 元。然而,财政部并没有对是否会对之实行保值贴补放出只言 片语。1995年2 月后,“327 ”国债价格一直在147.80元和148.30元之间徘徊, 然而随着市场对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的猜测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大,“327 ”国债期货价格发生大幅变动。 空方阵营的是管金生,人称“证券教父”。他名震上海滩也起源于国债买卖。 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辽国发的高原和高岭。辽国发这一方在145 元附近大举做空, 他们觉得保值贴补率不可能再次提高。 空方考虑的背景是,自1992年起,中国经济涨势凶猛,宏观局面是投资过热, 金融秩序混乱,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沈太福长城公司的非法集资案,注定会让中 央在利率提降等敏感决策上采取保守的策略。管金生认为,1995年1 月起通货膨 胀已见顶回落,在这个时候,财政部不会再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 ”国债。辽 国发的高岭还自信地打了个比方:“当时我买的是泥饭碗,你却让我还一个金饭 碗,我怎么还得起呀?” 处在多方阵营的是以当时财政部直属的中经开为首的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私人 大户,还包括后来创立国元证券的安徽人陈树隆和深圳大鹏证券董事长徐卫国以 及他们的客户。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传言,当年中经开的操盘手正是魏东。 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认为,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24%,这个“327 ” 国债的回报太低了,而且物价翘尾,周边市场的“327 ”品种价格普遍高于上海, 财政部应该会提高“327 ”的利率。他们仗着自己可以提前了解财政部决策动向 等因素,坚决做多,不断推升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