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不知陵谷变(2)
“浮尸”指我父亲解洪元,是上海人的骂人话。原来,丁弟潘海根长期与丁是
娥生活在一起,沪剧的耳濡目染,使他爱上了二胡,而且还拉得不错。在“人沪”
招考的时候报了名,但丁是娥却觉得这碗从艺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弟妹们只见她出
名吃馒头,不见她蜕了几层皮才挣得今天,她曾发誓不让潘家的后代与“艺”字相
染。丁阿姨不让她弟弟从艺,也不让她的养女潘莉莉学戏。在这一点上就是我母亲
也这样,虽然她自己视艺术为生命,但如果我们姐弟哪天也想一试身手,也必然会
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刚解放时,她带着珊珊一起去香港演出,短短一月间,顾月珍
对乌烟瘴气的香港社会深恶痛绝,珊珊却因为在一次晚宴上一亮嗓子获得掌声而想
留在香港当歌手,我母亲坚决不允并很快打道回府。这良苦用心珊珊并不领情。同
样,丁阿姨的弟弟也不领情,一气之下,自己找了个事做,不常回家。潘家姑妈的
儿媳姚灿因寡居来到丁宅帮忙料理家务。 1953 年丁是娥去南京演出,孤男寡女地
住在一个屋顶下便有了隐情,不多久,姚灿腹部隆起,转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
丁是娥怒不可遏地把姚灿送到浦东小阿婆的养女徐云芳家,答应三年后再把那个小
女孩接回去。 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妹夫与表嫂私通的丑闻,顾月珍
听到过。解洪元是热昏了头,自然也让丁是娥蒙受羞辱。新社会实行新的户籍制,
每个新生儿都有他的合法爹娘,表嫂生的女儿爹爹却是妹夫,这个乱了套的女儿算
谁的?报报户口都成问题。从此以后,解洪元在丁家再也抬不起头。也许在赴朝慰
问演出前,丁是娥觉得解洪元是个宝,可以作为女人的终身依靠,可自从文化局派
来陈荣兰而后任命为副团长,不久又兼任党支部书记,解洪元就一步步后退,充其
量也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艺委会副主任了。有了丑闻,解洪元更无颜做人。他无权
一身轻,拿工资吃饭,唱唱配角。丁是娥也跟着少了许多光彩。那种日子怎么过得
好?丁是娥认为,解洪元旧社会秉性难移,花心不改,吃喝玩乐白相相,是一个地
道的胸无大志的男人。
丁是娥觉得自己的命与阿月珍一样苦啊,她们同是解洪元的受害者。解洪元见
异思迁,风流不羁,苦果都让两个女人尝。自强也罢柔弱也罢,在男人面前女人都
是弱者,想到伤心处,丁是娥稀里哗啦声泪俱下。
久久,丁是娥言尽泪干,见房间里静悄悄的,顾月珍像是老僧入定不言不语,
纹丝不动。丁是娥怯怯地催促:“阿月珍,侬讲呢?”
顾月珍似乎跌入了时间隧道,重又回到了过去,丁是娥的催问,问出了她的自
言自语:“那时候,他事情多,我身体不好,对他照顾不周,把他推远了……”
答非所问,言词含糊,丁是娥错以为她发病呓语,掀被下床,坐到顾月珍床上,
轻轻拍拍对方瘦削的肩胛,问:“阿月珍,侬哪能啦?”
顾月珍抬起眼,定定地望着丁是娥,徐徐地清晰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痛楚,
有内疚,也有自责。
丁是娥听懂了,呼啦一声,起身后退,绊在床脚上踉跄几步,跌倒在地毯上。
那幽幽的声音,弹跳着,向她扑来,将她包裹,化作千丝万缕的长丝,飘绕飞舞,
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她缠成了一只茧。丁阿姨怎么也弄不懂,这个谜一样的女人不为
自己的诉说所动,却庇护那个昔日将她遗弃的男人。
丁是娥读不懂顾月珍,顾月珍是与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类人。
这个单纯的女人怎么不被社会改造呢?她丁是娥可是彻底改变了,“反右”的
往事历历在目。
1956年,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轰动了全国。1957年4 月
24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旨在破除清规戒律,挖掘传统剧目。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
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群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
放!放!扫除“四怕”。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示了共
产党听取意见、改进作风的诚意;5 月,文化部开禁了《探阴山》、《杀子报》、
《大劈棺》等二十六部剧目,昭示共产党坚信自身的力量。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
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长篇阐述,刊于1956年6 月13日的《人民日报
》上。就像是一夜春风吹酥了冻土,剧目开放引出万紫千红。当上海市文化局副局
长发出“翻箱底”的号召后,邵滨孙和石筱英把一只装满旧唱本的麻袋驮进了团部,
掼在了副团长陈荣兰面前,开始整理旧戏本。同年9 月,上海人民沪剧团推出清装
戏《杨乃武与小白菜》,首演就爆满了人民大舞台两千余个座位,前后达半月之久。
周扬来上海观看了《杨》剧,在锦江饭店会见了沪上名角,席间对丁是娥和石筱英
说:“杨乃武是出好戏啊。”
解放后强调政治第一,对原有的演艺市场有所冲击,相对地说政治性较强的戏
艺术性总是相对弱一些,久而久之人们对新戏没了热情,演出市场不景气也在情理
之中。陈荣兰主持“人沪”,每每大幕拉起,台下观众稀稀落落,圈内戏称为“吃
条头糕”,票房率低成了最大的问题,而《杨》剧却能一枝独秀,激活观众,陈荣
兰对邵滨孙和石筱英刮目相看。也许,女人最不易掩饰自己的情感,演出间隙里石
筱英情不自禁地叼起一支香烟,陶陶然跷起二郎腿。一串清烟传递了旁若无人的得
意。有人说:这副老板娘的样子太难看了。可惜淹没在全团上下一口一个“石大姐”
的亲昵称呼里。自然,在一片对《杨》剧的叫好声中,最难受的是丁是娥。在她的
心里,“头筹”给石筱英拔了去。她试着演了几出传统戏,却没有什么反应,不得
已向解洪元讨教。
丁、解之间曾因一个姚灿闹得合家不欢,夫妇一直处于不冷不热不尴不尬之中。
后来丁是娥耐不住平庸的处境,开始与陈荣兰副团长热络起来,脚步殷勤,磨平了
陈家的门槛,由于两家相距不远,偶尔也会盛情邀请陈的全家过来做客。通常这样
的时候,解洪元会一走了之。他不要看这个二十出头的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女人进
了剧团,他就大权旁落。陈荣兰本是文工团员,派驻人民沪剧团的时候,已经军龄
九年,党龄八年,独断专行很有一套。她来了以后,解洪元已退到了一般演员的位
置。单位里都不要看的人,更不想在家里看到这张脸,所以宁可到摊头小店去扒两
口饭菜。为人倔傲如此,很不给丁阿姨面子。
要想与石、邵对擂,就一定得请出解洪元。我不清楚丁阿姨是如何激出这个闲
散之人的好胜心的,只知道他们夫妇夜谈之后解洪元甩出一句话:“翻箱底轮不着
石筱英。”正在这时,上海戏曲界成立了以周信芳、袁雪芬、刘厚生为首的传统剧
目整理委员会,解洪元出任沪剧分会主任,副主任中也有丁是娥。风云际会,珠联
璧合,申曲老艺人与沪剧名角联袂推出了沪剧传统剧目的第一次观摩演出,其声势
之盛、观众之多、收入之丰,给土生土长的沪剧抹上了浓浓的喜庆色彩。
解洪元活过来了,又变得生龙活虎。1957年初,解以主任身份总结了第一次观
摩演出情况,稍后又主持联欢会,扮演了成功的组织者。当他把特制的搪瓷纪念杯
分发给众人的时候,人们争相和解主任干杯庆贺,他也似乎找回了那种运筹帷幄指
挥若定的自信。酒酣耳热,掌声暖心,渐渐地驱赶了几年来盘旋于他额头的阴霾,
也给丁宅门楣添上一抹荣耀。
整风开始了,共产党欢迎鸣放。1957年4 月30日,上海市委邀请戏曲、音乐、
舞蹈、美术等各界代表座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临会场,鼓励与会者抛弃各色
各样的“紧箍咒”。周信芳、尹桂芳、丹尼、乔奇等相继发言,丁是娥阿姨也是代
表,自然也得说。她和其他名宿的发言摘要刊于1957年5 月1 日的《解放日报》上,
标题十分醒目:《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丁阿姨的文章题目为《沪剧是上海
土生土长的,却不大受到各方面重视》。
文章说:“……各地对剧种的培养都有一两个重点。我们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
的,上海领导不重点培养,要啥地方培养我们?……现在领导上号召‘百花齐放’,
可是我们团长在说,我们是国营剧团,要我们不要忘掉紧箍咒,只放了一只《杨乃
武与小白菜》。(柯庆施插话:把紧箍咒扔到茅坑里去!)
“我们剧团有150 人,机构庞大,真正能演戏的只有27人,我们希望增加的演
员一直没有增加,而人事干部、职员……倒是一个个地添进来,增加我们的开支。
我们的副团长最近在家生孩子,新来的副团长不熟悉业务,希望文化局加强领导。
我们的编导是文工团调来的,本来演话剧,不懂沪剧,导演起来就叫你唱一遍再唱
一遍,唱得精疲力竭。”(柯庆施插话: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害了人家,自己也虚
度光阴。)
丁是娥发言的时候图个嘴上痛快,发表出来看看似乎也没大问题。若以今日眼
光来看,倒显得合乎情理,还可以看出几分政治上不成熟的率真。只是文章一发表,
丁阿姨想逃避也不成了,白纸黑字刺伤的是一颗颗自尊的心。她所点到的均是新文
艺工作者,是国家干部,是党的领导,而她丁是娥却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伶。
冷冷的脸色,愤愤的反讽,压榨出丁是娥深深的悔意,后悔出言不慎,后果难
测。她慌慌去找新来的副团长解释,副团长淡淡地说:“座谈会就是要你们提意见,
你就提意见嘛。”冠冕堂皇,公事公办,言词后背直透一股寒气。她想找陈荣兰,
陈正在坐月子,不宜贸然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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