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梅落尽香如故(2)
暑假我回家,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台苏联产的12英寸黑白电视
机。弟弟说是父亲拿来的,给病中的母亲解闷。解什么“闷”?我的母亲心中有闷
么?我真的不清楚。晚上我和母亲一床睡,弟弟突然悄悄说:“阿姐,半夜里侬要
照顾姆妈。”我追问其故,弟弟只是重复,一再叮嘱。我自小嗜睡,头挨枕头即酣
然入睡。上大学晚自习后入寝,手指头一边还在肚子上画英文单词,一边大脑就已
沉入梦乡。弟弟反复强调的话让我忐忑不安,上床后我极力支撑眼皮,盯着母亲倒
水服药,甚至听她鼻息均匀,才睡过去。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中被人追赶遭遇凶险,吓醒,摸过闹钟一
看才凌晨两点,再摸身边空空荡荡,母亲呢?拉亮电灯,凉席上只有一条凌乱的单
被。我下床撩开落地窗帘,大阳台上也空无一人。我转出卧室,客厅里黑黝黝,只
有弟弟轻微的鼻息声。我拉亮卫生间的灯,白晃晃的瓷砖表情冷漠,再移步厨房,
正想开灯,眼角瞥见一个侧影,蓦然间冷僵了我的手。厨房接一个后阳台,底下是
公寓的内天井。那里隐隐约约有个站立的身影。我敛声屏气滑入厨房,生怕惊扰了
我的母亲。她笼在月白色的睡袍里,如水的月光下她似乎比雪还白,比云还轻,仿
佛只要一阵风,就会飘然而去。我轻声低唤母亲,她徐徐回首,月色里,一串泪珠,
一粒一粒,闪出斑驳陆离的绛紫色。怎么会有这样的眼泪?我至今都不明白。接着
她伸起双臂,像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吓得我抢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的腰问:“姆妈,
侬要做啥?”
久久,她才放下双臂。我问她为啥来后阳台,她幽幽地说:“前阳台临马路,
来来往往有路人,影响不好,后阳台下面是天井,不会吵别人。”
我把母亲扶回房间,倒一杯水,劝她再加一次安眠药。母亲半靠在床上,眼睛
半闭半睁,脸上浮动着惊恐与气恼。当我把杯子递到她唇边,她轻轻捏住我的手,
说出了一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
“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
一激灵,我手中的一杯水全覆在薄被上了。换被,倒水,我再次把水杯送到母
亲嘴边,她又冒出一句怪言:“不给我唱,我到马路上去唱,一个人唱,看看有没
有人听。”
是呓语还是心声?我无法分辨。我强迫她吞下两片安眠药,扶她躺平,循着昏
黄的灯光,俯下身来寻着那素来幽香鲜丽的双唇,给她一个长长的热吻,希望能化
解她内心的不安。就在这俯身之际,我看见了母亲衰老了,仿佛在一瞬间夺走了母
亲原有的明丽与光鲜。双唇不再鲜润,两颊不再饱满,发间闪出星星点点的白霜。
母亲怎么啦?母亲才四十又三啊!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团内正在批判她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
“空头主义”,从演现代戏一直到否定她的《赵一曼》为止。这么多的帽子如泰山
压顶,我可怜的母亲那柔弱的双肩如何扛得动?可是又有谁能帮得了她?母亲的执
著使长宁区委某些领导的意志不能顺利贯彻,从恼她到烦她,使她成了一节嚼过的
甘蔗,一块有棱有角的绊脚石。孙绍策没说错,母亲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
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里传统戏与现代戏只是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
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
月珍心里只有纯之又纯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恋,现代戏是她永远的情人,
一个心眼死心塌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整一个时代的单纯啊!有一句
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像母亲这样的旧艺人,旧社会里只知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时代变了人也变,但母亲的单纯是不会变来变去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可笑,
人生哪能把想见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作为目标?哪能为捍卫一条路线当作行为的准则?
上个世纪属于政治,这个世纪属于经济,这就是潮流和世风。我这个当初的青年,
以为支持了母亲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给上海市监委写过一封信,结果是使母亲本
来就不平静的日子更添一层霜。但是她从不说,只有弟弟揪心的责问:“阿姐,你
为什么要写信?”
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
“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
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
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
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孙绍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轻微,吐出的憎恨怨毒丝丝缕缕布满了整个卧室,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
过的沉重和悲怆。我睡意全消,关闭了灯,让母亲安睡。我想,我的母亲可是从来
不会仇恨一个人的啊!三年前的旧事重又浮现,孙绍策为何要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
孩看外国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条长虫蹿上了我的后脊,从头到脚的冰凉,全
身打战……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结婚了。母亲说等过了年
以后携弟弟北上为我补办仪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突然收到上海
寄出的一张高额汇款单:一千五百元。母亲在汇款人留言中写下了祝福。母亲来不
了北京了。她成了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弟弟信中说家被抄过了,仅存的三两黄金
也被抄走了,客厅被封了,母子俩窝居在一间卧室里。收下吧,按当时的革命形势,
就是与母亲划不清界线;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亲转移财产的罪名。我真害怕连
累了“根正苗红”的小程,可是他却说,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许会重新考虑,但此
时已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就要共患难。这时他还在北外学习,借着大串联他溜到上
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亲掌心里。
不是去划清界线吗?可到了那里,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亲面前的是
一个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风都能吹倒的单薄的男孩,但也许心灵的力量与体魄无关,
勇敢的关爱是灵魂最不堪重负时候的阳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被国家培养
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运用自己的才学不是为建设服务,而是帮助岳母写
检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够过关。能够过关吗?不能。“检查”写得再好,也只
是检查而已。灵魂触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会认可,大势如此。个人,充其量只是
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试想,一个堂吉诃德能阻止风车的狂转吗?离别时,母亲亲手
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装,无限依恋地对这个依然是一身乡土气的山西女
婿说:“侬真好。”
事后才知道,小程去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劫后余存的只有弟弟裤兜里的十元
钱和母亲钱夹里的四角钱。我如何能想到本想与母亲划清界线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
母亲和弟弟的活命钱。
钱啊钱,到底有什么用?旧社会演戏为谋生,为攒钱,有钱就有安全。新社会,
母亲演戏为养团,几乎散尽了所有的积蓄,哪知道维持生命依然离不开钱!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并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每个人的血液
里。“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亲依然像个不谙世事的学生那样单纯,党支部开会,
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
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
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
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
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
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
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
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
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
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
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
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
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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