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伤心水自流(2)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止住了哭泣,丁阿姨的玻璃相框上泪珠涟涟,一片模糊。
我劝也无可劝,就坐在他身边,把头倚在他肩上,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理顺他的
气息。父女俩的交流尽在不言中。许久,父亲舒出长长一声叹息,双颊病态地潮红,
他怯怯地解释:“假如没侬阿姨,我活不出这十年……”
丁阿姨是坚强的,最具有生命的张力。我理解父亲的话,若不是丁阿姨,也许
父亲坚持不到最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例证。虽然在我们看来丁阿姨冷傲得像一
座又凉又硬的石头山,但我们的父亲爱丁阿姨,爱得无怨无悔,愿意任何时候都以
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
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
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
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
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
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那么真的在哪里
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
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
远越好。”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 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六十年代,
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
子可想而知。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
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
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
血压办理回沪。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解惠芳回来后,
父亲就退休回家了。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
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
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
也不让我父亲去。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
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
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
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
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
计较。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
应号召让出的底楼。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
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
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
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
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
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
妇女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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