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与加拿大结缘(2) 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 请,加工商贸易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 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成广泛共识。这 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 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 等问题。为搞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委,祝秋生同志和我奉领导的指派,专程 分赴南京和武汉等地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仍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有关财产和设 备的下落。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 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 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 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 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 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 次活动共有600 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 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夏普 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 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 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做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做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 意义的国家行为。这一年,其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中国矿业和冶金代表团 访加,中方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三个代表团和加方滑冰、篮球和羽毛球三个代表 团互访。事实表明,建交为两国关系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人民都感到高 兴。我有幸亲历上述活动,见证了中加建交初期双边交流的活跃场景。 继夏普访华之后,特鲁多于1973年10月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共庆中加建交 三周年,把中加关系推向了高潮。在特鲁多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加关系维持了 长达15年的平稳发展期。我1979~1985年底在驻加使馆工作,亲历和见证了高层 的多起互访、总领馆的开设、家人团聚备忘录生效、互派记者、城市结好、经济 合作协定的签署、经贸联委会和加中贸易理事会的成立、加首次对华提供发展援 助基金、开展白求恩纪念活动等一系列事件。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家主席、 总理、两位副委员长、4 位副总理、多位部长相继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总 督、多位部长也相继访华。领导人的互访对发展两国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有不测风云,上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1989年夏季遭受挫折。西方国家对中 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肆意攻击和指责,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参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联 合制裁,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见证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4年,加拿大自由党重新执政上台,曾在特鲁多内阁担任部长的克雷蒂安 出任总理。同是法裔出身的他继承特鲁多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 他在蒙克顿大学演讲时表示:“加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把人权与贸易挂钩”。 一个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以这样极具理性的语言谈论对华关系,是难能可 贵的。克雷蒂安政府的外长乌莱特在加国际事务学会渥太华分会讲话时表示,加 拿大外交有四大支柱,即经济伙伴关系、环境与发展、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 “经济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核心。为此,加拿大奉行“亚太优先、中 国优先”的政策。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加建交24周年之际,克雷蒂安访华,带来加拿大历 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出访代表团,包括两名部长、10个省中的9 名省长和两名联 邦直辖地区的行政首脑及350 名企业家。克雷蒂安说,他带来了真正的“加拿大 国家队”(Team Canada )。访问期间,除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 “发展合作项目意向书”外,企业之间共签署54个经贸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为 50多亿加元,成果丰硕。此访后不久,加中贸易理事会第14届年会在北京举行, 这是克雷蒂安访华最重要的后续行动。我参加了以上活动,见证了这段中加关系 新的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