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2) 相识到相知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2年4 月。那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在访加,特鲁多 亲切会见。我是代表团成员,有幸亲眼目睹这位为中加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 家的风采。时年53岁的他,潇洒干练,思维敏捷,哲理满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 我真正熟识他,他真正认识我,是在1973年10月他正式访华的时候,我作为 外交部美大司主管加拿大事务的官员,在北京和外地与他相伴左右,逐渐成了朋 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时,大凡有重要的访加团组与他会 见,通常我都在场。 特鲁多1984年退出政坛后,我曾到蒙特利尔市北区他的寓所看望他,送去他 喜欢喝的中国西湖龙井茶。他仍是那么健谈,只要是说起中国的事,他总是那么 兴致勃勃,对我说他退出政坛后很自由,常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希望早日以一个 “加拿大普通公民”和老朋友的身份访华。他问候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还问起 曾在渥太华做过治疗的邓朴方的伤情。 传奇人生 特鲁多出生在一个法裔律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英语、 法语俱佳,博学多才。他先后在蒙特利尔大学、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伦敦 经济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求学和深造,打下坚实的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1948 年至1949年,他曾花数周的时间背着行囊作环球旅行,到过法国、奥地利、匈牙 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和解放前夕的中国上海。上海之行历经艰险,他以敏锐 的眼光发现中国百姓对新政权诞生的殷切期待。 回国后,特鲁多先在工会组织担任法律顾问,后到枢密院当经济顾问。1952 年,他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因有去过苏联和东欧的记录,一度 被禁止进入美国。1960年,身为法学副教授的他,带一个小型文化考察团访华, 走访了不少城市和乡镇,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回国后与杰克·赫贝尔合写了《两 个天真汉在红色中国》一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 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和同情。 1961年起他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1965年加入自由党,并当选为众议员。他 初入政坛即显露出犀利的政治锋芒和独到的政治见解,使政界同僚的眼睛为之一 亮。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特鲁多由议员跃升为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直至荣任自 由党领袖和政府总理。当时人们称这位“火箭式”人物为自由党的“奇才”、加 拿大的“政治新星”。 鲜明的政治主张 特鲁多的内外政策主张有其鲜明特点:对内主张建立公平社会,扩大社会福 利事业,援助欠发达省区,发展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族群和谐相处,把英语和法 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推行;对外强调根据国家利益确定外交政策的布局, 调整同各大国的关系,主张保持同美国传统关系的同时,大力开展全方位、多元 化外交,发展同西欧、日本、亚非拉和当时的苏欧地区的关系。特鲁多主政以后, 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把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摆在加拿大外交工作 的突出位置。 特鲁多的独特经历铸就了他的人生哲学,宽广的视野使他观察问题比较客观, 比较理性。他对待古巴、中国,以及他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些主张和思路都说明了 这一点。他谋求与中国建交,是那么执著,因为他认定孤立中国、遏制中国、排 斥中国“是个莫大的错误”。他说他不赞成把对华政策建立在无知、傲慢和偏见 的基础上。 与中国建交义无反顾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特鲁多是少有的比较了解中国的政界人士。 特鲁多曾说,1960年那次访华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发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 道与他看到的实际情况竟有如此大的反差,他慨叹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他 当时就想,应该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使中国摆脱孤立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推动加中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就成了他多年奔走呼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