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往日的情书(9)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 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 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 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 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 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 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 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 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 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 月1 日还没买上肉——听来 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 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 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 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 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 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 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 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 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 年。 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 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 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 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 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 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 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 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 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 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 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 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 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 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 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 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