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在云南继续写诗(7) 但当我问一些更年轻的诗人:"诗人有魅力吗?"他们教堂合唱一般地回答说:" 诗人仍然猥琐。" 无论回答的人有多英俊,他都会这么说。 当诗人穿着旧毛衣,在报社、学校、文联、县委履行公务,他们并未随时代 而变化,在人群中依然貌不惊人,仿佛包装不起来。但时代又有更多要求,现在 他们也必须和同龄人一样,得学会网络聊天,偶尔见网友,开房,同时不告诉对 方自己是写诗的;许多人逃避婚姻,因为没有适合成为妻子的女读者; 造就过诗 人的银杏文学社更多地负起诗歌爱好者毕业求职的跳板作用…… 在云南我也遇见一些好坏难辨的诗歌,特别是密集地与诗人交谈之后,越来 越多,我变得格外敏感,对任何他人的语言都感到又厌倦又陌生。于是我在朋友 的房间里继续学写诗,开始想摆脱他人的语言。这是否反而是在接近真正的诗人 的状态? 1990年代后中国新诗本身的价值重新处于一种悬疑的状态,当这种不稳定的 文本继续成为生活的根基,诗人很容易为生活吞噬——体现在: 名声很难建立, 连续几次获得华文诗歌奖也无法让你特有名……缓慢调动、偶然停职、开除、生 活作风问题、职称评定程序、经商的插曲以及婚姻变故仍快过诗名积累,成为生 活更显性的脉络,所以某些人写了多年诗,却仍给人少年新人的印象。 另一日,当我与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诗人李森讨论在高校重建" 诗 学" 教育,他毫不让人意外地抽着水烟,我见过的学院里的云南诗人都抽水烟, 有一种蔑视权力的田园气质,糙话加上政治题材,是他的诗,像我中学碰到那个 喜欢发牢骚的政治老师,90年代以后中国的愤怒者不是80年代那一批,90年代以 后的犬儒正是政治的另一面,而且是当政治逐渐转为娱乐时才获得自由的批评者,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战场,不像60年代的西方……" 他甚至也鼓励我写诗,就好 像后来云南民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鼓励我搞田野调查,这些都是普通人随时能开 始干的事情。这时该校某个主任来寒暄,《生活新报》的副刊编辑——诗人余地 告诉我,那个主任很像某个诗人,我立刻开始深入地想: 看看这里街上任何一个 人,想象如果他写诗,会写出什么样的诗……这种民间写作的可能性果然得到印 证——当我从《大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韩旭那里得知祥云米甸吴奎南的事—— 这个念过三年私塾的农民,最近刚自费出版了一本自传体叙事长诗《遮羞布》。 吴奎南是那种" 学马列" 真用了心的农民,结果产生了自己的思想,想用爱 情去解释共产主义可行性,他的诗在落差极大的概念间奔走,颇有雄心,我注意 到的与其说是他的理论,不如说是语言,杂合哲学语言与农民的日常用语的腔调, 这种腔调令这中国老农民有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高贵……他会突然对你倾诉:" 我这一生就像在地狱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