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悲剧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批知识青年到达县里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流血事 件。 因为正好赶上新年,加之县里的具体分配方案还没有制订出来,知青们被留在 县城招待所住了五天。 元旦那天的晚饭吃饺子,大部分女生都到食堂去帮厨,男生们就一拨又一拨地 往食堂跑,寻找自己“对眼”的姑娘。后来就在食堂的操作间里发生了冲突。 起因也极简单。一位女生从一个男生手中接过一摞饺子皮的同时,也接过了一 封信。问题在于这封信写得太拙劣了,内中竟有诸如“白天并肩耕耘,晚上亲密播 种,共同孕育革命的种子”之类的粗言秽语。也很难怪他,男生们到了这时几乎人 人都急了眼地忙着找“终生伴侣”。 女生读了信以后,认真地看了那个男生一眼,嫣然一笑,随手就把信交给了身 边的一个胖胖的姑娘,轻松地说:“喏,看信,给你的。” 胖姑娘很认真地看信,看完了又琢磨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哭了。她捂着脸跑出食 堂,接着是一大群怒冲冲的男生涌进食堂,把写信者打得头破血流;随后,写信者 的哥儿们也闻讯赶来,双方用菜刀、面杖大打出手。 多年以后,还有许多当年的知青提起这桩求偶事件,他们称之为“播种工程”。 这项工程整整延续了十年,伴随其中的是难以言说的屈辱、痛苦、流血甚至付出生 命。 也有幸福,但这种幸福多半是另一类型的痛苦。 笔者后来找到了这起事件的两个当事者。当年的胖姑娘仍很胖,可是已经老多 了,以至于我几次脱口而出地称她为“大娘”。有意思的是,她返城以后一直在一 家集体性质的食堂工作。提起那封信,她笑了,笑过之后却有几分感伤。她说: “那时候真傻,兴许那是一桩好姻缘呢。”她现在的婚姻不太顺利,丈夫开了一个 餐馆,外面有三四个“野娘们儿”。 那位情书中转者现在是一个中学的校长,精明干练中绝不缺乏女人的温存和风 韵。不知是褒是贬,学校的老师们都说她是“人精”。 人精的婚姻也不顺利。下乡的第三年就嫁给了一个农民。现在没有丈夫,据说 有好几个男人与她有交往,说不清是什么关系。不过,这几个男人个个都官位显赫。 在县城的第五天,即分配到各公社和大队去的前一夜,知青中又发生了一起命 案。死者是个学生干部。知青们到达县里那天,在欢迎会上代表六所中学的知青向 ——县领导表决心的就是这个戴着一副白框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青年。 那天晚上县礼堂为知青们放了一场电影,同学们看完电影回到招待所时,他已 吊死在房间的横梁上。 他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的满腔赤诚和无以报国的痛苦。只有死才 能剖白自己,他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成功的谋杀,他没有情敌,是政敌对他下了毒手。但 县里却认定他是自杀,而且是“畏罪”。欢迎会之后,县领导在一夜之间就接到了 十几封揭发信,揭发他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 志的种种罪行。揭发信中还建议县领导,此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应该让全县贫下 中农都知道这一点,以便加强对他的监督改造。 县领导找他核实过这些揭发信的内容,为的是对他本人和革命事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