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一点往事文/洪子诚(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 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 五·七干校" 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 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 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 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 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 里通外国" 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 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 (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 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部分 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 批判者" 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 反右派" 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 大跃 进" 。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 四害" 、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 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 拔白旗、插红旗" ——批判" 资 产阶级" 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 权 威" 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 冲击" 。记得,中文系的 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 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 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 任务" 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 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 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 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 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 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 无产阶级立场" 上的" 小人物 " ,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 两条路线斗争""党 的领导""研究方法" 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 反右" 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 武器" ,来寻求《史稿》中的 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 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 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 《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 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 。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 鲁迅" 命名。 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 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 行字:" 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 但我却临阵脱 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