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节:一点往事文/洪子诚(3)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 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 在" 反右" 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 右派分子" 的谴责。 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 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 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 己免于" 厄运" 。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 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 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 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 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 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 费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 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 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 有丝毫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 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 感的复杂。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 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 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 文革" 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 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 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 批判者" 也 就把自己预置在" 被批判" 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 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失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 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 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 质询" 、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 不让见毛主席 " 、" 阶级路线" 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 薄的" 时文" 。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 拆除" 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 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 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 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 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 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 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 传统" 。在我看来, 北大最值得珍惜的" 传统" ,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 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 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 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 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