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中国百年司法建设的经验总结(何兵)(4)

　　一些外行的人做法官，也不知道法律行政要件。贾浅审案子有特点，他审强
奸案，审得比较细，说有一个人强奸少女是多少个，他就要问。他一次一次地问，
结果有人说他不懂人民群众的感受。他的用意显然是想分辨强奸既遂和未遂。而
有人认为全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不行。所以，建国初期，毛泽东想搞人民司法，
“大跃进”的时候批判搞司法神秘主义，说老百姓根本就不懂；所谓的司法独立
就是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

　　毛泽东的时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让一大批人民群众来审案子，后来又请了
20多万的人民陪审员。当时案子比较多，1950年代初就出现了积压。那个时候虽
然有了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朴素意愿，但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那个
时候法院是混乱的。董必武说：“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请我汇报我们法院是
怎么办案的，我无可奉告。如果外国的朋友问我法院是怎么办案子的，我难以作
答”。因为道理很简单，法院没有诉讼法，而一年判几十万上百万件案子，你是
不知道它是怎么判出来的。所以，在那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里，想形成现代的司法
根本不可能。司法演变到现在的这种状况，恐怕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当然也有
一定的偶然性。我通过读司法人的传记能感觉出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从1949年开始到1957年，法院的演变路线可能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在走。那个时
候法院的杂志比现在的杂志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法院在杂志里经常自己讽刺自
己、自己批评自己，不像我们现在法院办的《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报》，自
己绝不批评自己。比如当时的杂志说：“难道这不是主观主义作怪吗？”“从这
面镜子看看自己。”这是当时的文风，比较朴实。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1958
年的“大跃进”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许不会走偏。“大跃进”的时候，
山西的一个法院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的工作是怎么“跃进”起来的》。他们
的工作是加班加点、加班审案，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如果共产主义来了，就没
有强奸、抢劫、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当时称“四无”。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
有的法院就提出了“四无”——什么犯罪现象都没有了，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共产主义不会有抢劫的。没有事做了以后，法院不就解散了吗？

　　我们说这段历史，从1949年到1957年“反右”之前的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
经验和教训呢？搞司法民主化，没有落实到制度化，而且没有时间和条件制度化，
制度化和民主化没有结合起来。实际上在急风暴雨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
司法民主最终也会导致司法腐败。

　　改革开放时期的启示：职业化与民主化必须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来法律要制度化、民主化以后，开始了我们的
司法建设。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到我们的司法职业化问题。当时恢复司法实际上还
是按照行政的模式来构建的。后来大概到了199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司法职业化”。
职业化背景想解决的是，当时很多的非职业人士，尤其是转业军人到法院，没法
儿控制，所以，想通过司法职业化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当初提“法官职业化”
命题的背景。当时有很多的“三无”、“三盲”院长，现在我们的职业化已经基
本实现了。至少现在不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是不行的。

　　今天来看当时的职业化是失败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将法官职业化上
升为司法职业化不行。中国司法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是怎样把职业化
和民主化结合起来。应该讲职业化和民主化要有效地结合起来，但这个问题没有
任何的神秘，中国现在的司法神秘主义抬头了。法官现在办案子其他人不能说。
为什么你们办案子我们不能说呢，他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必须要清醒地认识，
司法没有那么神秘，不过是将一个纠纷套到法律里面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什么
法学理论博大精深，我不相信这个。胆大心细就可以了。我说的胆大心细是要大
胆地设想，又小心地求证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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