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劳动法治30年变迁、现状与未来(常凯)(8)

　　有人说《劳动合同法》一颁布，很多外资撤了，撤到越南去了、印度去了。
是不是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才撤资的，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劳动合同
法》有影响，它只是因素之一。5 月份的时候，深圳市台商协会找我，各地的分
会会长都来了，他们遇到了《劳动合同法》问题。台商集中的地方，出现了罢工
的井喷。他们说罢工像传染病一样，这儿也罢，那儿也罢，一个镇子里边有30多
家厂罢工。怎么处理？什么问题造成的？欠账成本，现在该还钱了。过去加班的
没有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也低，社保也不上，工人不干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说你欠人家的得给，但问题是你怎么给，是分期，还是打折。谈判吧，企业都
给了你，企业的现金流就断了，企业关了，你们也没有工作了。老板们说，我们
以前错了，以后改行不行，可以让一让，该给100 块钱，能不能给70、给80。最
后事情还是解决了。

　　为什么有些企业包括台资企业撤走？《劳动合同法》绝不是唯一的原因。人
民币升值、退税政策的调整，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取消，特别是国际经济形势的
衰退，是一些外企难以经营的直接原因，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于那些本
来就欠账的企业来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比较而言，我们是不是很严了？并不是这样，相对而言我们还是宽松的。
比如香港，香港欠薪是要判刑的，我们有吗？像中国大陆的这种欠薪，你开着工
厂，却不给工人发工资，在国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有人还说原来在中国的企业，都搬到印度、越南去了。我是了解一些的，印
度、越南我都去过几次，包括专门考察。越南工人有罢工权，中国工人有吗？上
次我去的时候，胡志明市周围罢工不断，而且跟中国不一样，老板要找到公安，
说我们这儿罢工了，能不能帮助维持一下，公安说那是企业的事儿，和我们没关
系，根本不介入，自己处理。劳资自治。劳资自治的前提是工人得有手段、有力
量，而罢工是最基本的手段。我有时跟老板们说，你是选择《劳动合同法》，还
是选择工人有罢工权？在那儿我碰到一批新加坡商人，他们就挠头。越南投资确
实有一些规定，比如说解除合同，没有像中国规定得那么细，但工人有罢工权；
中国虽然规定得细一点儿，可是工人没有罢工权。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
的劳资体制有很多是参照英国的。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集体裁员，规定在集体
裁员的情况下，200 人的企业，必须经过联邦相关部门批准。而联邦相关部门为
了避免工会的压力往往不批准。

　　和日本、韩国更没法比。日本的特点是终身雇佣制，是比较规范的。和欧洲
也没法比，欧洲比我们要严格得多。我到德国欧宝汽车公司，欧宝在中国有投资，
资本往这边流动，那边就得裁员。所以，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是全世界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的问题一下子引起国际的注意，包括贸易问题、劳工标准问题，就是
这个原因。德国的欧宝汽车公司要求裁员，根据德国的法律，它裁员必须工会同
意才行，如果不一致，工会有权去处理这件事情。行政方提出裁60个人，工会方
说裁员可以，但不能裁这么多，最多30人。双方谈了半年一直解决不了，最后企
业说我们让让步，否则更麻烦，最后裁了40人。等我去的时候，管裁员的人问我，
中国裁员的时候工会都什么态度？这事儿不太好回答。为什么？中国在一般情况
下，对于裁员工会都是积极支持的。3000多万工人下岗都是经过工会和职代会同
意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还没发现一起案例说工会因为裁员问题和企业发生
集体争议的。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受雇主控制，他怎么办？他有能力去做吗？这
是个体制问题。中国企业很显然面对的形势和压力是不一样的。德国人一听，感
慨呀，就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企业幸福呀。那种压力我们根本没有体会到。

　　《劳动合同法》只是调整个别劳工关系，企业基本上面临的是一种没有组织
的工人。有人力资源总监跟我抱怨，说这个工人想占企业的便宜、想钻法律空子，
他很无奈。我说这类的事我们别再谈了，我说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代表，
你面对一个工人，有法律、有规定，你都没法解决，只能说你能力太有限了。单
个工人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遇到工人集体怎么办？说到中国的企业，在劳资
关系发展的历程中，你根本就没遇到过对手，工人集体组织罢工的有吗？当然有
的企业有，但是涉及体制性的、权利性的，你怎么去处理。在国外好办，德国人
说当工人要比当老板舒服得多，中国基本上是一方说了算。当然，我们处于市场
经济的初期。但情况会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劳动关系的调整，
作为公权力介入的，政府主导的个别关系调整，还是一个基本的方式。《劳动合
同法》的颁布，它只是给了一种工具、一种依据、一种规范、一种标准，指导大
家去做。但是要让这个法律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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