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节:百姓收入为何赶不上GDP增长(陈志武)(4)
原因是什么呢?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特别的效果。作为
官员,一般都会把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
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 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国看公司,最让他们
震动的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看得见、摸得着,这
些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最深,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
是外人看不见,上级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官员下一步的升迁没有好处,
官员当然就不会这么做。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的项目上,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
会说“你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大”,所以,官员们追求的目标往往是看得见
的“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
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
谁来买?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改变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要更多发展第三产业。但是,
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
手里,“国富民穷”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
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回报,
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
转型不可的时候。
如图4 。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中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每年固定
资产投资按照3 倍于GDP 的速度增长。1980年时增速是20% ,1980年以后每年都
在上升。到2006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 的51% 。当然从效率上来说,实际投资
的效率越来越低。假如说去年GDP 的增长速度是11.4% ,我们可能会问,这11.4%
有多少是来自于投资、有多少是来自于消费、有多少是来自于进出口贸易,2004
年有41% 是来自于投资,所以,从图5 里面我们看到,投资对当年GDP 增长速度
的贡献,波动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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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投资占GDP 之比
如果投资效率没有出现下滑,投资对GDP 增长的贡献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实
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上升的趋势,反而最近这几年在逐渐下降,这就说明通过投资
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低。说白了,是什么意思?投这么多钱、建了这么
多钢铁厂,到最后如果没有同样需求的增长,花出去的钱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储蓄率这么高,整个社会花费很少。从某种意义上并不
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比,我们本质上不愿意消费,只不过本来应该由我们花的钱都
在政府手里了,由政府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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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投资对GDP 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升高
由国家花钱带来的后果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国家掌握这些财政
税收之后只会进一步强化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见图6 )。比如说2006
年的时候,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8 万亿人民币,民营企业的总投
资不到2 万亿人民币,把两者一除,2006年的时候对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
对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的4 倍,不管是1990年还是2004、2005年,还是现在,
国有固定资产投入,基本上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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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2006年,前者
近8 万亿,后者近2 万亿
国企对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影响
有人说9%左右的GDP 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才不使就业问题失控。
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GDP 才行呢?这也跟国有制的关系非常大。下面这个图(图
7 )让我们看到,2006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4
倍,但是所带来的就业增量如何呢?
菱形线反映的是国有企业每年创造的新就业人数,方形线是民营企业每年所
创造的就业机会数。1998年以后一直到2006年,每年国有企业丢失了几十万到几
百万的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损失了两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到1999年的时
候,那一年国有经济失去了500 万个就业机会,所以,不管怎么样,尽管在国有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是民营资产固定资产投入的好几倍,但是这些投资所能创造
的新就业机会,一直都是负的,每年都在减少。相比之下,尽管对民营经济的投
入只有国有企业投入的四分之一,但是民营经济每年仍然创造了几百万个就业机
会。如果说保留国有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我觉得第一个
安全就是就业安全,国家资源的配置决策应该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目标。
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国有经济的投入最多,而国
有企业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反而每年在失去就业机会。如果说就业机会的最
大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恰恰应该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往民营企业投入
更多资源,而不是往国有经济投入更多。说中国的经济必须按照9%的速度增长,
要不然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资源配置是政府决定,还是由市场决定,这是根
本的瓶颈。如果这点改变了,那么,中国GDP 增长不需要9%,也可以解决好就业
问题。最后给大家看国有经济的另一结果(图7 ):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从
富到贫的经济机会。一个地方的权力大和小,最后决定那个地方的人收入机会更
好还是不好。北京是首都,是全国资源配置权力中心,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北
京GDP 最高,仅次于上海;而省会城市又是每个省资源配置权最集中的地方;接
下来是地区市;然后是县,从北京到省会城市、到地区市、到县,资源配置权越
来越低,人均收入也越来越低,收入结构跟我们熟悉的权力结构完全匹配。大家
看表中间的这组数据和最后面的数据,中间反映的是各地方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和少,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地方收入机会的高和低。2002年,
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15905 元、省会城市平均9223元、地区市是5137元,县最
少,只有590 元钱;另一方面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百分比,从全国权力中心
的北京往下走,也越来越低。所以,国有制安排的结果,使各地的收入机会几乎
由当地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因素、资源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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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新增就业数比较
表中关于省会市、地区市的数据分别为全国所有同类地的平均值。县一级的
数据是湖南、广东、辽宁、陕西和山西各县的平均值。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
国数据中心。
最后,我们要看到,在目前的国有制安排下,还有在目前的征税权力架构下,
中国GDP 增速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腰包里感受不到和GDP 增速相对应的好处。所
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设计把财产还给中国老百姓,让国有资产的产
权真正由“全民所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得到财产性收入,才能从经济增
长中分享到资产升值的好处。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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