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蔡定剑)(3)

　　第四，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就解决了领
导权力搬迁转移的问题。1976年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
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暗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
政治制度交接最高领导权力，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
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1982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来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
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比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
来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1982年8 月份，全国人大第二次通过了《关于
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
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1983年4 月份，发生了关于人性与
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
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太“左”了，后
来遭到了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1984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
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1986年9 月3 日、13日、29日和11月9 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
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
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
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
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精简
机构。1986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
权鼎立那一套。

　　这是中国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改革的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
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
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
的动机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
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思想，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的观念变革推动
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
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
西来启蒙社会。

　　在前十年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学
生、社会、知识分子也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两种政治体制改革有不一样的内
涵，在知识分子、学生看来，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竞选这些东西。但是政治领
导人层面上的民主，是在我们现有制度下，怎么能够发扬一些民主。人文知识分
子强调的观念是头脑风暴的改革，与权力驱动的改革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没有
权力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的，西方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学生也完全不了解西
方。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这次改革成功体现在1982年宪
法里面。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1989年以后有几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处于徘徊的状态。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下子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
场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期间发生了苏联东欧的解体的事件，
给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领导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下一场改革很重要
的背景。在东欧解体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收苏联解体
的教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经济上提出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政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国
际上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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