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2005年10月2日写上诉状(22)

　　他们为什么能相互摘掉浓墨重彩的面具，撕去光怪陆离的画皮，而不忌讳授
人以柄？

　　他们为什么不怕承担共犯谋杀罪而可能被判处极刑的风险？

　　是因为他们有回报极高的期待，尚玉和有，吕德彬也有。是因为他们自信可
以享有法外特权，他们不相信会翻船，他们不相信高悬的法律利剑会落在他们的
头上，他们向世人呈现的是一个“法自上而犯之”的话标本。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着战争、民族冲突，不同阶级之间相互屠杀以及
社会革命的“大规模暴力时代”。进入了21世纪，中国的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
间，官员与官员之间都进入到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与暴力、生命和死亡不期
而遇”的时代。为了利益之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死于竞争对
手之手；一个家财万贯的新富豪，爱妻爱子爱女可能被突然绑架；一个贫病交加
的老人、妇女可能会遭到合法暴力的拳打脚踢，关押判刑；一个少女，一个儿童，
随时都可能遭遇非法暴力的侵害；一个崭露头角的政治人物，可能会被危及到的
同僚制造的交通事故或其他突然事故所暗杀。尚玉和在实施杀害展红的同时，还
布置了另外一场对同僚——新乡市一名副市长的谋杀，如此不一而足的零星暴力，
使普通百姓没有在自己当家作主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合法暴力、非法暴力对人民生命权的无端侵害势必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现政权统治
的正当性。而对如此愈演愈烈的官杀、仇杀、情杀、财杀的恶性趋势，受害人往
往以非常手段进而报复，将会更加导致合法暴力——国家机器强制权的分解变态，
以及非法暴力伤害的泛化和常态化。

　　尚玉和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21世纪的中国社会暴力文化土壤下盛开的恶之花
的一朵，天下无道，杀人也就成了人们处理各种矛盾的极端方式。杀挡自己官路
之人，杀挡自己财路之人，杀挡自己色路之人，杀对自己有睚眦之恨的人……杀，
杀，杀……，尚玉和的作为既非首创，也非句号。专权的体制，腐败的文化，堕
落的群体会导致好人跟着堕落，而堕落的人占据要位之后又会反扑过来，使好制
度、好风气无从建立和运作，官风民风只会每况愈下，以致民怨沸腾。杀一儆百
已难重振纲纪，唯有变革体制，终结专制与独裁，还政与民，官由民选，政由民
问，策由民决，弱化官员权力，清除官本位土壤，才能遏制中国官杀现象的蔓延，
才能不再出现吕德彬、尚玉和之类的人物。

　　好人？坏人？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评论说：“一桩命案，把吕德彬、尚玉和两位前程似锦的
高官和两位浪迹江湖的杀手并排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从人性的维度怎么
解读他们杀人动机的复杂性，并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或多或少分别给予某些同情
及怜悯之意，杀人者的罪行都是证据确凿，情节清楚的，就杀人者的主观恶性而
言制裁，吕德彬等四被告的确是死有余辜的。”

　　对一个当事人近距离的观察，对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深入了解，对一桩命案前
因后果的深入分析，既了解结果又了解过程、了解原因之后，也就很难得出吕德
彬是死有余辜的结论。

　　小时候看电影，那时候大多还是黑白影片，看电影中的人物就像电影的黑白
两色一样，首先得看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等长大以后才知道，人群的复杂，
人性的复杂远远不是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简单，好人坏人都能一一判断。现实生
活中，大智大勇的善和大奸大凶的恶都属于个别。英雄并非没有卑劣的情操，恶
徒并非没有高尚的瞬间。而更多的是善恶掺有、充满矛盾，心存善良也偶有凶恶，
被人算计也算计别人，在人性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在不同的时间显露不同的品
质，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面相的常人。吕德彬也是这样一个常人，他只不过是
一念之差，在善恶的摇摆中滑向了邪恶的深渊。

　　吕德彬是一个孝子

　　孝是儒学理论中重要的内容，它具体规范了封建时代子女必须对父母及其他
长辈履行的义务。按照儒学的伦理要求，做父母的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子女，再含
辛茹苦也得把他们抚养成人。相应地做子女的，在父母年迈，失去劳动能力之后，
也必须做出回报，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就是“孝”。在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
古代中国，孝在《孝经》里有十分明确的阐释与规定，“夫孝，天之经也，地之
义也，民之行也。”把孝视为天经地义，让人民大众作为行为规范。“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
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对孝的具体要求，
犹如封建社会的法律条文一般，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孝”虽源于统治者教化民
众作为一种道德的约束，但最终却转化为封建法制的组成部分。汉代兴起的选拔
官员的制度——“举孝廉”，更把“孝”字与官德密切结合起来。孝且廉者，方
可举荐为官，强化了一种道德行为的政治功能。汉代以后，“孝”和“忠”逐渐
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几千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把忠
孝视为天性，进而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常见古书中用“不忠不孝，禽兽不
如”的语言来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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