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国脉(20)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从1995年到1999年,中国粮食连续5 年大丰收,其中 有3 年粮食产量超过1 万亿斤。农业丰收,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理说这应该 是农业形势大好的标志了。然而,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尽管对农业还有很多 保护性的措施规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农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粮 食连续5 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则持续低迷达7 年之久。种粮不赚钱,农民的主业似乎靠不住了,大丰收的“副作用”开始逐渐 显现。拿“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来说,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 增长9%,从1997年开始,在此后的7 年时间里,农民收入持续走低,1997年增长 4.6%, 1998年增长4.3%, 1999年增长3.8%,到了“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到了可怜的2.1%。 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2001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4.2%, 2002年增长4.8%, 2003年增长4.3%,虽然这三年农民收入较前两年有恢复性 增长,但增长幅度和速度都非常缓慢,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同期 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 扩大到2000年前后的3.23∶1 。 农民增收困难,收入连续下降,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种田甚至亏本,土地被撂荒,农村公共事业越来越糟,农民就业受到限制,城乡 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悬殊,乡镇机构人员超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腐败和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日渐突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所有的“三农”问题似乎 在一夜之间全都暴露出来。多种迹象显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已然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说,“三农”问题已 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坦言,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 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问题最大,让他头痛不已。 中国“三农”何以至此?除了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 作用减弱、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等这些直接原因外,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 中国实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导致 “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推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的“三农”为此作 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分析测算,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征用、工 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二元”举措,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 最保守估计高达30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不包括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 信贷资金,也不包括过去农民为国家上交的各种税费。 “我们欠农民太多。”“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住: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 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要对得起为建国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 《国家政策要对得起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周天勇,《中国经济时报》,2007 年7 月17日。 虽然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却人为地把农民划分成为了“二等公民”。 “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400元,却要征收200 —300 元/ 人的人头税,农民 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 这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③《誓为农民鼓与呼——专访李昌平先生》, 李昌平,小雨,《南风窗》,2002年12月3 日。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 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 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 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 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工人有工会,艺术家有文联,工商户有工商 联,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占中国总人口70% 的农民是 个例外,他们没有自己政治上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