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制定国家“婚恋战略”推进中国“兴家大业”(4) 多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中国人口红利”,而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 正在不断消失。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 百分点,人均GDP 增加0.115 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 增长率中有27% 的贡献来 自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 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 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 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 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行政成本却在不断攀升。行政 成本是衡量政府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政府组织进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 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综合。 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占财政总支 出的比重由4.71% 上升到19.3% ,并且近年来以平均每年23% 的速度增长。而日 本和欧洲国家基本都在2%~4%,印度只有6.3%(2000年),俄罗斯只有7.6%(2000 年),就连拉丁美洲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也分别只有9.13% (2000年)、14.16% (1998年)(资料来源:易富贤著《大国空巢》)。从公务员与GDP 的比例指标 来看,中国是39人/ 百万美元,大大高于美国2.31人/ 百万美元,说明中国的行 政成本相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实在过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是600 ∶1 ,现在是26 ∶1 。除去老弱病残等非劳动力人口,差不多是10个劳动人口养一个公务员。中 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例实际上是18∶1 。 人口专家易富贤曾经对比中国公务员与美国州长的工资,说明按人均GDP 计 算,中国公务员现在的工资不比美国低,而且中国公务员的实际待遇远不是一份 “工资”能够说明的。中国公务员除名义工资外,普遍享受住房补贴、交通通讯 补贴、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由于公务员待遇好、收入稳定,导致大学生、研 究生一窝蜂报考公务员。 加大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多么迫切 中国的计划生育时代,是一个人口急遽减少而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又是一 个婚恋成本越来越高、青年人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决定不再生育下一代,要做“断代”的一代——丁克一代。大量家庭决定“不生”, 反映了“民生”的艰难。解决“不生”的问题,必须在解决“民生”上下工夫, 必须加大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 数据显示,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 的12% ,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 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志宁的估算,只占GDP 的1/4 ,靠这1/4 的GDP , 养活中国99% 的民众,“养孩难”的问题当然就突出了。 《中国青年报》2006年7 月5 日报道: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国在基 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 的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 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 方面所占的比例又是世界第一。民生投入比例过低,加 剧两极分化,使更多的人无力成家、无力养育,使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 一夫找不到一妻,贫穷之夫买妻买不起,有妻养不起;富裕之夫,何止一妻! 女人跟着财富走,这不是女人觉悟低,也不是男人思想坏,而是分配机制不 合理。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在45% 以上。中国维持贫困阶层生 命线的“低保”,在2004年度,由中央财政负担105 亿元,由地方财政支出173 亿元,还不到公款吃喝费用的1/10。(易富贤:《大国空巢》)扩大的贫富差距, 巨大的生存压力,是导致和加剧“婚恋危机”的基础因素。《中国青年报》2006 年3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 的民众感到他们的生活负担比10年以前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