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创新“基本国策”呼唤“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转型(2) 其次,中国人口减少,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计划生育到底在其中起了多 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有专家认为,中国人口下降,计划生育肯定是功在其中, 但不是第一功臣,更不是唯一功臣。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 据分析,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 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城镇化进程、对外开放等 因素的作用。中国出生率自从1965年以后总体上持续下降,“非计划生育政策因 素”发挥着主要、长期的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作用,居于相对次要的地 位。所以,把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完全或者主要解释 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 其三,中国人口减少,计划生育有作用,但是计划生育的作用,是建国以来 6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而不只是最近3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更不能把中国人口减 少的功劳都算在“独生子女”政策头上。有专家提出,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生 育实践证明,“一胎化”政策,不仅对减少人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有消极 作用。从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 梁中堂,得到国家批准,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建立中国人口政策特区, 进行二孩晚育试点。20多年的试点结果显示,在当地农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情 况下,全县人口实际增长幅度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差别不是很大,这等 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普遍生育了两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 结构都高于翼城县,说明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孩。这说明生 育政策的差别在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他认为立即停 止那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其四,对于这些年人口学界热炒的所谓“中国人口红利”,也不能过于夸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经济 增长总值中,只有27% 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 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是基本相当的。而这个人口红利,不是30年创造的, 而是60年积累的。也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问题比成绩一点也不小,享 受“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将更为艰难和长远。 可见,那种认为中国30年经济大发展,是由于人口大控制,认为在中国这样 一个大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增长,解决了温饱、就业、教育等问 题的流行性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口的减少,计划生育的作用,是60年 的积累,而不是30年的功劳。既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都归功于计划生育,更不 能把中国计划生育成果,都归功于“一胎化”。 中国婚恋危机——不能都“归罪于”计划生育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本和代价最高的一项公 共政策。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强制执法、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综合征,侵犯妇 女儿童权益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与“婚恋危机”。 有人说,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中国畸形的人口结构,从而“独特”地影响着中 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底 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 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即便停止计划 生育也难阻中国人口锐减。他们甚至还觉得计划生育是几代中国精英的耻辱,反 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面对这场空前的、人造的民族危机,没有人 是无辜者。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危机,挽救中华民族! 千秋功罪说“计生”,实事求是最重要。正如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的成就都“归功于”计划生育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人口方面的问题都“归罪 于”计划生育。无论是解决中国过去的人口问题,还是形成中国今天的“婚恋危 机”,计划生育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既不能把计划生育“神化”得无所不能,也 不能把计划生育“妖魔化”成为当今人口问题的“万恶之源”。应对和解决中国 “婚恋危机”的希望,也不能寄托在“废独停计”上,不能指望靠停止计划生育、 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婚恋危机”,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