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节:“陕南匪霸”周寿娃(10) 1904年,王三春20岁时成了家,妻杨氏系农家妇女,老实本分。王三春此时 还无他想,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但当时世道,弱肉强食,虎狼当道,哪里有 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不久,他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 殴。 王宗林能文能武,口蜜腹剑,为一族之长,又恶霸一方,敲诈勒索,霸田霸 产,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 架、提刀动武。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三春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 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事过不久,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走之前他把 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眼睛,说道:“这是 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说罢上了巴山,进了老林。 王三春上巴山,一路赌钱吃烟,交朋结友,聚集了不少伙计,于是商量决定 弄枪造反,当草头王。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为了获得枪支,经常埋伏在 密林中观察行人,以便相机行事。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 王三春等看清以后,每个人拿根棒子,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把几个零散土匪打 倒在地,然后劫枪而走。 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们东奔西走,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 支,于是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在这个小村的两头接连放了几 颗大炮之后,王三春站在街头,几声口哨一吹,然后大声吼道:“兄弟们,不要 先动武,我先去与团总交涉再说。”这话是说给团总听的。团总原先以为自己势 力强大,可一听火炮声,也惊恐万分。当听说有人来“交涉”,真是求之不得, 立即出面,愿意和平解决,便全部交枪,以图保全性命。于是王三春兵不血刃, 获得50多支枪。 二、坐地虎自成一体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有4 个团的编制,5000余 人1914年起,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坐青山,把坳口,掌红吃 黑,坐地拉肥。这时他还主张“打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 不抢贫,抢远不抢近”。他常说:“饿死的老虎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王 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发现通江小河的朱、陈二坝盛产银耳,遂想把通江银耳 全部吞噬口中,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南 镇巴一带。1929年,王三春来到陕南镇巴渔渡坝,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 十支枪。至此,他已有200 多支枪,五六百人,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 勾结。 1929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垂涎陕南,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王三 春见廖势力强大,主动让开。1930年,廖雨辰被冯玉祥、王志远等部队打垮后, 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不久,王三春聚集千余人马,将陈 赶走,从此他就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 自收自支不上交;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并设立军械处,修造枪支 弹药。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 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圆圈,里面有个五角星, 当时流通很广。 王三春稳定镇巴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认真操练,大有蓄积力量,坐地称 王之势。《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4 月19日三版报道:“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捕 之匪首罗玉成,被赵寿山司令以罗匪恶贯满盈,民众切齿为由,派员提押来汉, 日后可将明正典型。”赵寿山时任三十八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不久,王三春 即接受三十八军招安,并被委任为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此时,王三春势力 发展到鼎盛时期,有4 个团的编制,5000余人。 王三春接受陕军收编之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1933年9 月下旬,红 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不敢交战退走。10月,红军向东推进,迅速拿 下宣汉、达县等城市。刘存厚的三路司令廖雨辰深感大势已去,于10月17日逃出 万源县境,使万源县城成为空城。王三春闻讯,于18日从平乐、延厂等地出发, 一夜之间进兵万源,意图据为己有。红军闻讯,21日派兵入城。发动群众,发布 安民告示。王三春见势,未敢轻举妄动,一夜之间,又急奔大竹河。当时红军主 力已经东进,对付刘湘、王陵基的六路围攻,没有对王采取行动。王在大竹河稍 事停留,即派人到城口逼走刘存厚委任的邓占荣知事兼司令。10月31日将人马辎 重全部移驻城口和大竹河等地,并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红军亦未穷追猛击。彼 此相安无事,先后将近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