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 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 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 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 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 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 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 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 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 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 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 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 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 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 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 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 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 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 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 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 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 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 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会再回来?”她凄然问我。 我不晓得怎样回答她。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听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他死了的话,属于他的那颗星就会殒落。下一次,你 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说对不起吧,他会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对他。”她含泪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 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 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我安顿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问我。 我一股脑儿扑进他怀里。 “我们结婚好吗?”我问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吗?”我含泪问他。 他轻轻为我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我怎么舍得说不?” “我们明天就去买戒指。”我幸福地说。 第二天,我们到“蒂芬妮”珠宝店买结婚戒指。 我选了一对白金戒指。 “这个好吗?”我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问文治。 “你喜欢吧。”他说。 “你也试试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无名指上。 “有我们的尺码吗?”我问售货员。 “对不起,两位的尺码比较热门,暂时没有货。”她说。 “什么时候会有?”我问。 “如果现在订货,要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运过来的吗?” “不错是空运,但戒指是有客人订货才开始铸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国 铸造,所以要轮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个月?”我问。 “两位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 “还没有。”文治说。 “要不要到别处去?”我问文治,“三个月太久了。” “你喜欢这枚戒指吗?”他问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 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 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 的瑞士制旧推土机,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 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 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 原来的伙伴因为不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 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 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 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 前那样。我一直以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 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 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 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 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 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 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 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 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 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 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 说有原来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 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 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 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 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 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 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 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 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 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 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 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 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 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 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 雨,我穿著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 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 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 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 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 (完) 炽天使书城OCR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