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大年三十。 爸爸在我的“办公室”准备了一桌大酒席。舒拉妈咪去唐朝大街上几家中国餐 馆订了冷热菜和中国酒水。大家几乎整个下午里都在包饺子。酒吧的几个服务生把 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冻住,等待夜里二十多人的大聚餐。 我买来了一纸箱的烟花鞭炮,分发给服务生们,告诉他们在午夜时到大门口燃 放。 在除夕到“麒麟城”来消费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了。服务生说中国人真是 很传统,过年更应该出来享乐才对。爸爸对服务生说,中国人对过年有自己的理解, 年三十守夜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风俗,不是说来到了俄国就得改的跟俄国一样的。 俄国人在自己的除夕夜也同样多半在家里聚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俄国人更强, 当然不会来赌场过个“败家”的除夕了。大家笑,说还是有几个中国人来的,但好 像不赌了,都在二楼酒吧喝着酒。爸爸听说后,洗净了手上的面,要去看看。 酒吧的音响里播放的是中国的曲子,灯光也全打开了,二楼少有的明亮。几个 中国人坐在那里喝着啤酒。爸爸迎上前去问他们“过年好”,几个人连忙站起来和 爸爸打着招呼叫着“王老板”。爸爸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认 得爸爸,爸爸不一一记得。但这几个人我倒是似曾相识,他们的脸面好像是原先在 赌台上“风度翩翩”的那几个“电影明星”。我站在远处犹豫,几个人的脸面和打 扮真的就是那几个“赌侠”,可今天却全然不见了往日的做派,连说话也不像从前 那样抑扬顿挫了。 我陆续地往酒吧的冰箱里放饺子,看到爸爸又要了些啤酒和开心果,坐在几个 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聊天。伊万走过来时被爸爸叫住在耳边嘀咕了几句,伊万点头下 楼。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和爸爸走下楼,他们没喝完的酒和大衣就放在座位上没动, 爸爸让吧台的服务生给看着。 爸爸是和他们玩去了。我在二楼看见了爸爸坐在了赌台边,这可是我第一次看 见爸爸在赌。几个年轻人分别坐在了爸爸的左右,服务生送上来筹码,爸爸客气地 示意发牌的小姐“发牌”。 我去叫舒拉妈咪过来看,我说看爸爸第一次赌牌啊,她也吃惊,走出来看。楼 下没有多少客人,服务生们不敢脱离自己的岗位,但把目光却全部集中在了爸爸坐 着的赌台上了。 很可惜爸爸是开赌场的而女儿却不懂得半点赌技赌术,连他们玩的叫什么都说 不出来。我问服务生,服务生告诉我他们玩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索花”。我和舒 拉妈咪说“妈咪我们下去看看吧”,她叫我自己去,她还要打电话催餐厅的菜。 我悄悄站在爸爸的身后看着。爸爸玩的很投入,没发现我。他手里有一张草花 J我能看到,其余的牌都扣在案子上,他拿起来时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一点地 看,捧在手里就像能磨出来金条一样。我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爸爸猛一回头看到 我,瞪了一下眼睛,然后也笑了起来。我走过去拿过爸爸的牌,把纸牌一张一张规 整地立在爸爸的手里。 “这样看不是更清楚?”我说。 “哎!这样会叫别人看到的啊!”爸爸喊。 “反正最后都要看的,你摸那张牌也不会变的啊。”我说。 “会变的啊,说变就变啊。”爸爸夸张起来。 “您以为您真是赌侠赌圣啊!”我去搂爸爸的脖子,用眼睛看边上那几个青年。 爸爸说“不可无理”,叫我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热闹。这一轮爸爸输了,有 个年轻人赢了。再次发牌,爸爸的头张牌是张黑桃8,而其他三个人的牌面都比爸 爸的大,有个年轻人最大,是张红桃K。我小声问爸爸“是不是输了”,爸爸说 “那可不一定”。 我的确不懂,连看也看不懂。我索性去看他们的表情。爸爸紧锁眉头,煞有其 事,几个年轻人面无喜色,无动于衷,有的扣住牌玩着指头,还有一个很从容地放 入了三片筹码。 爸爸的牌一张比一张小,我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祈求爸爸来一个大牌,比方A。 我被自己弄得自己先紧张起来,然后悄悄和爸爸说: “爸,这张牌我来给你拿!” 爸爸看了我一眼,点头表示同意。我把发过来的一张牌猛地拿到手里,不由的 也像所有的赌徒一样压在手上一点一点地看……我禁不住“哇”了一声,这张牌真 的是“A”! 可爸爸还是输了。 爸爸把筹码推出去,推给赢了的年轻人。 我在爸爸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想得到证实:“爸,咱输了?咱输了?” “输了。”爸爸认真地对我说,虽然小声说,但却讲的十分干脆。“输了。一 张大牌是没有用的,要看整个牌形成的大小才行。这里有五张牌,四张是黑桃,可 你这张是红桃,再大的牌配在这也是不伦不类了。” “芭尼啦?(俄语:明白了)”爸爸逗我。 “报牛。(俄语:明白)”我说。 我的稚嫩是自己控制不住的,装出来老练和成熟我暂时一定还没有能力。做作 的年轻人们虽然做作,但他们至少在赌术上比我要成熟的多。这个无知叫我很不服 气,但我却没有想要学学赌术,也没有想有朝一日我要靠赌博来发财。 爸爸真的是留他们一起过年了。几个人推托了好久,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坐在 了我们一起。爸爸和他们聊天,几个熟悉他们的服务生也友好地和他们说笑着。我 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刚才是爸爸请他们下去玩了牌,输了是爸爸的,赢 了是他们自己的。几个小子还算够意思,把赢到的50美元全放在酒吧了,服务生给 他们拿上来了成箱的啤酒和大盘的熏肉。 “中国的春节联欢会开始很久了吧?”爸爸随口说。 “五点了,都开始两个小时了。”他们说。 “等几天咱也买个‘锅’,冲中国的那边儿一支,咱也看看祖国的电视。”爸 爸说。 “是啊,王老板这里要是在大厅边上放两台电视,播播中国的节目,就更上人 气啦!”他们说。 “倒是个不错的想法,莫斯科不少华人旅馆里都安上了,聪明人嘛,年轻有为 呀。”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有为,我们也不会大过年的出来逛了。” “呵呵,过年有什么嘛,过年怎么过无所谓的。” “多少也是想家呀。” “那倒自然。我第一年在莫斯科过年时,好玄没哭了呢。” “您?王老板可不像软弱的人啊。” “哈哈,是真的呦。我发疯一样调半导体中波短波,怎么也收不到中国电台, 我大过年的把半导体给砸了,啪的一下,砸得粉碎。” “……” 午夜。人们在门口放礼花焰火。有一种焰火叫人等待的时间十分长,但每一次 喷发都绚丽的赢得欢呼。爸爸在发红包。他从怀里拿出好几个特制的红包,给了我 一个,给了舒拉妈咪一个,给了伊万和他的太太一个。爸爸手里还有一个,他犹豫 了片刻,把这最后一个红包送给了一起过年的几个年轻人。 我的红包上有一个“и”字,舒拉妈咪的红包上有一个“ш”字,我看到在最 后的那个红包上写着一个“а”字,那是安娜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红包,是给安 娜姐准备的。 2003年春节后,我和弟弟从丽江回来,又一次在龙阁与娜达莎和几个俄罗斯姑 娘喝着咖啡加白兰地,我讲了很多中国人在俄罗斯过春节的故事给她们听。弟弟安 静地坐在一旁听我说的外国话,面带笑容。我说,细波,我们有个安娜姐姐,是爸 爸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特别想她。弟弟说,你让她来昆明吧,这里 适合生活呢,何必在外面漂呢?我当时搂过弟弟,突然动情地对他说,细波,姐姐 现在有你。 几个月后,弟弟再也无法回应我的拥抱,也无法给我阳光笑脸。 我指着床上的弟弟问安娜姐和邱雨寒,他,能不能再醒过来?能不能再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