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 一九九四年我怕来月经,我在每次来月经的时候都很难受。舒拉妈咪说痛经会 在结婚后慢慢地好起来,我离结婚的年龄好像实在太远了,我还要忍受好多年这样 月月的痛苦。 想的事多起来了。想知道爱情是个什么感觉,结婚是怎么个幸福。俄罗斯少女 十六岁就可以嫁了,十七岁可以生个宝宝了。我脸红地想,我可以嫁了。如今中国 人好像没有在这个年龄嫁的,我是中国人,可以嫁了也不能这样早地嫁的。 我曾找来了一些中国的爱情小说读,像舒拉妈咪一样用功地钻在文字里,但我 的汉语水平却让我头疼。爸爸在家里保持着和我说汉语的习惯,我说出来的东西虽 然正规,认识的汉字和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却连自己都想恼火一番。我决定在六月份 开始的暑假里去找罗老爷,我认识的中国人当中只有罗老爷可以胜任合格的语文老 师。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念头,我认为同样是一个内容的情书要是用汉语写出来就 要比俄语写出来浪漫很多。我坚信我的根基仍然在东方,而不像安娜姐所说的我是 “特种”,我仍然是地道的中国人。 我终于开始了向罗老爷学习汉语。六月份,莫斯科气压很低,闷热,罗老爷坐 在太阳伞下看着摊位上花花绿绿的气球,给我从古诗词讲起来: “……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麒麟城”安装了卫星电视。看到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实在是兴奋了好一 会儿。我呆呆地看着,上来了一阵想中国。那些中国房子的模样,看上都有点潮湿, 有点昏暗,但温暖、安详。 米罗诺瓦小区有些树木,树上除了时常落些不知名的鸟,炎热里也会有蝉鸣。 小区不像唐朝大街那样喧哗,很静。阳光直泻时,鸟叫蝉鸣都听得见。 蝉并不是进入秋季才开始有,蝉鸣最好听的时候往往在夏天。 大选那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沉闷的夏天。刚开始了暑假我便感到疲惫,不情愿 迎接这个悠长的假期。我对爸爸说,我在假期还是跟着罗老爷学习“之乎者也”。 我早晨起床后就站在窗口听外面的安静。舒拉妈咪走过来搂住我,对我说: “我的宝贝,你心里很空吗?” 中国人都是商人,在俄罗斯,在莫斯科。但这些“外商”们在总统大选如火如 荼的时候开始关心起“政治”这个东西了。大“商”还深沉些,小“商”们却不爱 做作,不能无动于衷。可能是上半年莫斯科折腾中国人折腾得过于凶狠了,叶利钦 和久加诺夫在电视上舞步跳得越激烈,市场上做生意的中国摊贩们越发没有了底气。 我在罗老爷摊位上坐着,前来和罗老爷打招呼的中国人每天几十号人,罗老爷得和 熟人们说上几十遍“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我以为是大家闲的无聊才喜好议论议论俄罗斯的国情国事,可我没用多久就听 明白了众人的意思,原来大家的关心是真切的。 久加诺夫是俄罗斯唯一仍然抗着社会主义大旗的党代表,他挑战现任总统叶利 钦,就意味着想让红色的苏维埃再起东山,而这个红色会把几年前刚转变到资本主 义的国家性质再变回去,那样,商品经济的萌芽会很快地被扼杀掉,中国几十万的 “倒爷”会被痛快地撵回老家——这是个顺理成章的百姓观点。 我知道“麒麟城”的伊万是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可笑的矛盾中工作着, 爸爸说他是在喊着列宁万岁的同时撅着列宁的祖坟。伊万手里时常摆弄一个赌博用 的筹码,爸爸对他说过这个筹码在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手里,对世界的红白政治体制 简直是嘲讽一样。伊万的谈吐全是工作,政治和信仰他可能是放在心里的,爸爸和 他议论中国、俄国什么的,他笑一笑就算了事。 莫斯科在大选的日子里气氛是比较紧张的,从老百姓身上从电视屏幕上从街上 巡警的数量上都能看得出来。 罗老爷给我讲解王安石的《残菊》: 黄昏风雨打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折得一枝还好在, 可怜公子惜花心。 罗老爷念了一遍后,自己坐在那里呆呆地想了一会,对我说: “这个诗我怎么觉得写的像我们这莫斯科呢?” “怎么会像莫斯科?”我问。 “我也不知道怎么像,反正像。” “这个王安石不会是当年要竞选总统吧?”我呵呵地笑。 “可这个人当年弄过变法呀。”罗老爷说。 “罗老爷您也怕俄罗斯回到共产主义吗?”我问。 “什么主义倒是次要的,我怕咱中国人吃亏啊。”罗老爷说。 “反正怎么都是吃亏了,咱又不是老毛子,整咱们都快成家常便饭了。”我说。 “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可都是肥肉啊。一个北方楼就搂走上亿美元,莫斯科这样 的中国楼还多着呢。”罗老爷说。 “还有集装箱市场呢,还有您这里,五一市场呢。”我说。 “人家美国的华人都有个什么组织啥的,组织好了还能参与当地的政治啥的, 咱这里除了黑帮就好像没有别的了。”罗老爷自言自语。 “您组织吧,弄个什么同乡会就行。”我说。 五一市场上也有“拉选票”的了。没多久就能走过来一伙笑容可掬的人给过路 的发放传单。我上前要了几份读,上面是些类似“施政纲领”的东西。叶利钦派的 上面印刷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久加诺夫派的上面印着老苏维埃的“镰刀斧头”。 传单上都有头像,伟岸、庄严,我侧身能看到隔壁摊位上的电视,上面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出现大选的广告,而广告上重复播放的是两个候选人为了亲和公众在街头舞 台上和女人跳舞的镜头。那舞跳得很不平和,是可以随意发挥的“迪斯科”而不是 优雅的“华尔兹”。 开始几天我刚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确实笑了。后来就可以每天看到这个俄罗斯 电视人的经典创作了,我开始燥热,一看就从心里上来一阵浮躁。我在好长一段时 间里以为我一产生“燥”的感觉就是快来月经了,后来发现不是,是我无聊。 总统大选将在当年的八月份出结果。 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中国人当中真的也在“大选”,罗老爷也不知道。 中国人的“大选”也是在八月份出来结果。叶利钦当选后在八月十五日任命了 一大堆新干部,就在那一天,爸爸也接受了一个新的“官衔”——莫斯科华人同盟 会“理事长”。 我这才知道,莫斯科的中国人有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就像罗老爷希望的那样。 我也知道了这个组织的“总统”是邱雨寒的爸爸。 2002年我到了昆明,在2003年才开始有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在不停地看世界:用我从前看到的来对比现在看到的,用 中国以外的生活看真正中国的生活,用知晓的爱情看无法预料的爱情,用官员给我 的很多投资资讯来看商人的所谓原则。 这段迷茫的时间里,我十分想念故去的爸爸,十分爱我找到的弟弟,他如今昏 睡不醒,我依然爱他,爱得心疼。 还有,我厌倦生意场,而且,我厌倦和生意场有关联的东西——虽然我还没进 入生意场。 2003年人们谈论瘟疫,据说昆明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烈,瘟疫在这里不能存活。 的确在那场瘟疫中整个云南都很安逸。北京据说死了好多人,有人提到是在阴阳之 间生活了几个月,对生死的认识在瘟疫期间升华了一个层次。我在昆明看星星月亮, 它们在太阳面前,几乎都是一种表象:一半黑暗,一半光明。我把这个表象对应过 去发生的每个事物每个人。 一半阴,一半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