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中间地带”的革命(11)

　　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
至极点。人们迅速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把我们解放
出来”，“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
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见《每周评论》第30号，
1919年7 月13日。国与国的关系，既然依旧是强力和利益的关系，央求和哀号自
然无用，救国的办法，只能是改造和强大自己的国家。为此，人们明显地开始试
图干预国家的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进步舆论界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主主
义的深入人心。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协约国的胜利，看成是世界人类新精神的胜利，
看成是民主主义( 当时又称为“德莫克拉西”、“民本主义”、“民治主义”、
“平权主义”、“庶民主义”、“平民主义”……) 对专制独裁制度和对帝国主
义、军国主义的胜利，并确信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数千年横陈于专制
坑内惰眠”的中国，也概莫能外。人们憎恨恃武力以专制的军阀政权，同样也是
因为相信它有违民主主义的历史进步潮流。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南北政府中
“无一可恃之人，无一非巧取豪夺，日与吾人为仇为敌，其思想、其行事，无一
能与平民政治相容”学训投稿：《对于国人之大警告》，《时事新报》1919年5
月11日，并见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 号，1919年7 月13日…
…称由他们来主持国家，“国事如何能不腐败? 外交如何能不失败? 国家如何能
不灭亡呢? ”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 月17日。

　　显然，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谈论民主，第一次把政治的黑暗、外交的失
败与人民甚至是“平民”、“庶民”的政治无权联系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中
国政治上黑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专政，而人民却无权。一旦人民像欧美
国家人民那样，有了“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还怕有拥兵的军
人吗? 还怕有卖国的阴谋的盗贼吗? 还怕有政治不澄清那一天吗? ”廖仲恺：
《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 号，1919年7 月13日。五四运动，“平民”奋
起救国，迫使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拒签巴黎和约，甚至不能不释放有严重
“越轨”行动的爱国学生，自然使人们更深感民众运动和民众力量的重要。许多
人甚至公开主张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
府不顺从民意。”《干涉政治》，《南开日刊》第36号。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及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深深陷入到民族危
机感之中，而且使他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迫使他们开始尝试
着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以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解民族于倒悬，并使国民成
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应当指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政治观，尽管深受欧美日本民主
主义或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它同欧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观念仍是有相当
距离的。其所谓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庶民政治等等，世俗的形式的
理解，要比伦理的内容的理解多得多。人们注重的往往还不是这种政治制度的特
定内涵及其本质，而是它的表面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而言之，人们往往是从传统
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积淀出发，把民主政治同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无政
府主义的平等观念混合在一起。大多数人实际上仍旧鄙薄现实的政治生活，其所
谓民主政治云云，多半只是陈独秀所谓“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
体、劳工团体”的一致行动，是李大钊所谓“没有康格雷（国会），没有巴力门
（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只
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会议。只要多少熟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史，就
可以看出，这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主政治观念，还只是一个大杂
烩。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民主观念，其实已经被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
义的观念所侵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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