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中间地带”的革命(26)

　　如前所述，马林在荷属印度有过实际工作经验，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
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他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
略，甚至还撰文和在讨论中陈述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中建立联合战线的
可能性与重要性问题。共产国际选中他来中国工作，表明了它对马林经验的重视。
但很奇怪的是，马林来华后没有马上向陈独秀等人转达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民
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精神，结果在他来华后一个月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及其他文件，丝毫没有反映共产国际二大新的政策
精神。中共一大的党纲竟然完全没有顾及中国的现实，仅仅是口号似的写上了几
条干巴巴的革命原则，空谈什么“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所有
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
7 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卷，第3 页。之类的斗争目标，与中国的
实际情况毫不相关。与会者甚至在决议中宣称：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将“永远
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
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年7 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8 页……这些无疑都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格格不入。

　　十分明显，设法把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一种高度统一、纯而又纯的基础上的努
力，一开始就是俄共远东组织发起的，中共一大也是在俄共远东组织和1921年初
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预先确定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有不同看法。实际上，负责处理苏
俄远东事务的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人，对于在中国寻求同盟者的工作的重视程
度，并不亚于其帮助中国人组织共产党。从远东共和国派来与北京政府谈判的优
林使团开始，几乎所有苏俄来华人员都负有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政治倾向和
政治作用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初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
认识和分析各不相同，其政策也不时地受到苏俄外交工作和中国政局变动的影响。
这时，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唯一一致的观点就是：苏俄的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
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其远东地区的和平和主权。在这方面，那个纯粹由极
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明显地不被重视。

　　在1920年7 月直皖大战爆发以前，苏俄内部对华策略没有太多选择。由于当
时的北京政府由亲日的皖系把持，苏俄在倾向上自然是同情当时中国南方以孙中
山和陈炯明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至直皖大战结束，亲英、美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
府之后，鉴于直系军阀吴佩孚赞同与苏俄改善关系，苏俄即迅速开始对吴佩孚表
示好感，试图推动吴采取亲俄反日的政策。参见《民国日报》，1920年8 月11日
；( 苏) 《消息报》，1920年10月9 日。同时，苏俄对孙中山在陈炯明帮助下回
到广州，准备北伐，颇感不悦，而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十分重视。可是，1921
年6 月，苏俄公开照会北京政府出兵蒙古，并无视中国方面抗议于7 月攻占库伦
后，苏俄与北京政府关系一度转恶，苏报又开始抨击吴佩孚的摇摆政策而对孙中
山表示好感。见( 苏) 《消息报》，1921年11月16日。而这种情况随着直系与亲
日的奉系矛盾加剧又再度改变，因为孙中山试图联奉倒直，敌视亲日的奉系的苏
俄，又转而再度开始同情吴佩孚了。

　　不难看出，苏俄对华政策的不断改变，根本上是受其对日政策的需要牵制的。
苏俄急于想要解除日本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压迫与威胁，以至于急功近利和不择手
段，千方百计试图利用中国反日的实力派领袖，并与之结盟，至于这些中国军阀
或政治家的政治色彩反在其次。苏俄亲吴疏孙，很大程度上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对
日态度和实力大小。由于孙中山总是奉行违拗其心愿的政策，且实力不足，故苏
俄虽仍旧与孙保持联络，并肯定其政治倾向，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不能不对
吴佩孚寄予希望。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