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中间地带”的革命(31)

　　党内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不过，即使由共产国际出面来与国民党结盟，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
方面，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以中国当然领袖自居的孙中山，只愿意和
苏俄政府谈合作。而且，他对苏俄抱以好感，同时也求助于任何一个愿意给他提
供帮助的列强。因此，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常常被其政治衰荣的环境所左右。下
台时往往急于与苏俄建立联系，上台后则惧于列强干涉，总是有意与苏俄保持适
当距离。孙中山1920年寓居上海时，对来访的波波夫及维经斯基均表示急于想与
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但在1921年底1922年初准备北伐的过程中见到马林时，却
拒绝了马林提出的联俄办法，称由于英国等关系，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
参见《真理报》1925年3 月14日；《革命文献》第九辑，(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
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编印，第1410—1411页。加上孙中山政治地
位不稳固，国民党又组织涣散，难以在政治上形成大气候，俄共和共产国际仅靠
外力不仅不能左右其政治倾向，而且难以使其组织成为一种统一而强固的政治力
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作用因此被发现了。1922年1 月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
期间，列宁率先考虑到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其革命化。之后，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了。鉴于孙中山不可能把这个小组织放在眼里，
他提出，可以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让共产党人在国民党
内发挥作用，来实现推动国民党革命化的目的。马林提出的这种所谓“党内合作”
的办法因为贬低了中共的地位，一经提出就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激烈反对。1922
年4 月6 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去函，明确地提出了六条“反对的理由”，包括
宗旨不同，政策主义不相容，国民党形象太差，其内部矛盾甚多且“对新加入之
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31—32页。但是，对于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攻
心之策。因为，如果真能实现“党内合作”，就显然要比共产党站在党外对国民
党指手画脚，更有利于影响国民党的政治方向。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在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关
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22年8 月和1923年1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国共合作问
题发出的具体指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都特
别强调了通过党内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
基础”的意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
议》，1923年1 月12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 ），第77
页。但这显然还只是下一步的革命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利用这种合作形式，使共
产党人能够有效地影响国民党的各种政策，包括独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和
宣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 月，见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81页。

　　共产国际这时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
它虽然也提醒中共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并希望中共能够在国民
党的旗帜下得到顺利发展，但它十分强硬地要求中共必须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
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
为”，使国民党能够切实联合苏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
革命的文献资料》（1 ），第77页。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
其实指的就是张作霖，因为孙中山从1921年底开始，就与得到日本支持的张作霖
公开合作反对吴佩孚。而苏俄最痛恨的就是日本，最担心的也就是中国亲日势力
上台并勾结日本反对苏俄。尽管列宁的外交策略承认适当妥协的必要性，但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信任，他们绝对不能听任孙中山为
了自身的利益对日妥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共产国际在国共关系问题
上策略的极大矛盾性，即既要求中共贯彻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方针，避免与
国民党发生冲突，又坚持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组织和宣传反帝主张，坚
决引导国民党站到拥护苏俄的阵线上来，反对国民党与敌视苏俄的军阀进行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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