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中间地带”的革命(32)
要让弱小的中共去推动和引导历来主张对列强适当进行妥协的国民党走上彻
底反帝的革命道路,也只能采取这种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了。在俄共
和共产国际只能指望由国民党来掀起中国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情况下,作
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是难以通过站在国民党之外摇旗呐喊
来影响其政策的。客观上,除了进入其内部之外,共产党没有任何办法来有效地
和迅速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然而,把党内合作的形式当成是促使对方向有利
于己方转化的一种方式,这无疑使合作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异化。事实上,共产国
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或多或少地把它
看成是一个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因此,它不仅要求中共加入
其中,而且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组成从属自己的团体”,进而“组成核心”,
为国民党必然的分裂作好准备。它甚至明确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强调中国民族
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 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
资料丛书》(2 ),第456 —457 页……
不难了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督促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
中,保持一种进攻的态势,要求前者必须担当起监督和指导后者,最终取代后者
的角色。当然,在1923年上半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多半还只是一种愿望和
设想。真正构成了这种可能性的条件的,还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关
系的发展。
必须指出,孙中山并非相信这种政变可使其革命主张得以实现,他深知北京
政权“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革命必不可“以时变而稍缓进行”,革命之
胜利终“须靠兵力而定”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3 、265 页……但是,
基于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理解,特别是镇压商团叛乱的实践,孙中山深感“努力宣
传,扩张党势”,以补国民党力量不足之必要。而所谓宣传,很大程度上就是要
以反帝的民族主义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
孙中山这时非常重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他开始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人一样,把中国的落后、黑暗和反革命势力猖獗等种种罪恶,统统归因于帝国主
义。他断言:中国“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由
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不在内政问题,而在外交问题”,说
中国要想推倒军阀,实现统一与独立,必须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同
上,第76、321 、361 页。为此,他高度重视反帝宣传,说要“直到农村最后一
个农民和最后一名人力车工人都能懂得:洋人是敌人,我们应当摆脱他们”。以
此来“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把所有帝国主义者从我国赶
出去”,废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人头上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见《孙逸仙致荷属东
印度、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国民党党部信》,1924年,见《孙中山全集》,第
11卷,第76、321 、361 页。他甚至扬言,对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
“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
力”。如果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能够联合起来,用武力“去和欧洲人讲
武——一定有胜无败的”!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 、361 、408 页。
自商团事件以来,孙中山开始到处宣传反帝。从广州到上海,到日本,到天
津,他在北上的过程中,几乎一路把号召人民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对
外宣传的唯一话题。毫无疑问,激烈反帝的孙中山注定会更加坚定以俄国革命为
榜样的态度。他这时就明确表示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同上,第337 、361 、408 页。但是,孙中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个鲍罗廷他们
所期望的反帝革命的斗士了呢?未必。一方面,他深知:“欲排除外力,仅中国
一国国民之力现尚有所不能。”同上,第76、321 、361 页。因而,他依旧相信
必须联合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共同努力。这种心情在他在日本的讲演中表现
得非常明显。他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信念,再三强调只要日本站到深受帝国
主义之害的中国一边,做“东方王道的干城”,这场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另一
方面,作为政治家,孙中山其实很清楚反帝宣传和现实外交之间的区别所在。因
此,他在私下里明确告诉他的日本友人说:取消租界和不平等条约主要还只是一
种宣传口号,不如此就不能把国民党有效地联合起来。但他还没有准备把这种宣
传变成行动,他知道那样做还不现实。R?Macleay to Austen Chamberlain ,December
29,1924,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BFOC) ,no?12881,1925,
pp?73 —75,F?592/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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