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中间地带”的革命(37)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
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帜进
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
会议作出了与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1?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关于这次扩大会议
对国民党性质的看法，似肯定其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
见《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
纲〉》第二部分关于此次会议的介绍中说，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2?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
并设法改变国民党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依他的社
会成分( 阶级分子) 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
的组织形式”，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争和进行反
帝革命的广泛宣传。

　　3?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
如此，只有“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
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 卷，第186 —196 、202 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52—54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而，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
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倾向，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
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1924年春天，国共两党围绕是否赞同苏联政府与反动的北京政府签约建交，
以及是否赞同外蒙古进行民族自决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争论
迅速白热化起来。参见1924年3 —4 月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刊施存统
：《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春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
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 卷，
第339 —340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
会1973年版，第300 —301 页。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违纪，以至于反对共产党
“跨党”的投诉，日趋增多。1924年6 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更牵头正式提出
弹劾共党案。7 月，孙中山不得不签发“党务宣言”，并决定正式开会讨论这一
弹劾案。国共之间的矛盾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两个性质不同、思维方式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有极大差异的政党之间，产
生意见分歧，乃至批评、指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一个政党之中，保持组
织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两种党员，并允许各自独立和批评自由，则是十分困难
的。1924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陷入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由
于共产党人已全部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又不存在由下至上的民主的议事和决策
程序；即便存在，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占人数的比例，也不可能左右国民党
的各项政策和决定。因此，共产党人要想左右或影响其政策，就只能采取上层渗
透、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等办法，以便争取多数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左右
中央权力核心，并使国民党受到下层群众及舆论的压力，保持左倾。但是，此举
又必然要引起种种纠纷。

　　1924年5 月，为迫使国民党承认批评自由，使其不致过多以纪律问题约束共
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使派别斗争公开化，为此特向鲍罗廷征求意见。《瞿秋白
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6 月。6 月，鲍罗廷明确表示同意，并很快在与国民党
中央监委谢持、张继的谈话中使用了这种策略。当谢、张等就中共党团问题质问
鲍罗廷时，他公开宣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内反对苏联与北京政
府建交的，可视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由于许多右派分子夹杂于中央执
委会中，执委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共产党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此
举虽属不得已，但他“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见《鲍
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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