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中间地带”的革命(39)

　　难道还有必要进行“考验”吗? 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了避
免自己被军阀势力所推翻，“实行退却是正确的”，“应当支持”；对于陈独秀
来说，同这些左派领导人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在目前自己还没有力量单
独进行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考验”只能使自己被军人打败。无论如何，每个共
产党人这时都清楚：“我们迟早必须退出国民党”，他们其实只是渴望能够胜利
地退出，而不是失败地退出。因此，他们仍旧决心采取让步策略。

　　5 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限制工会和农会
的司法权，并提出没收土地必须在确保军官中立等条件下进行。否则即应停留在
宣传阶段，以首先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中共中央政治
局：《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 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 卷，第136 —137 页……

　　从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看来完全是不能容忍的。处
于苏共党内斗争风口浪尖的斯大林，也不能在这种问题上后退。不论这种后退是
不是暂时的，它毕竟违反了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
的理论。而且承认它，势必会为一直在激烈谴责斯大林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妥
协退让的反对派提供炮弹。

　　因此，当共产国际获悉谭平山在担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就职演说里居然没
有提到没收土地问题，而且还同意用和平方式“查办”长沙许克祥叛变问题时，
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他们在后
来被称为“五月指示”的信中指示说：“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
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
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
物。”信中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至“建立一
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这正是“革命和国
民党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赞同罗易“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和
“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的主张，反对用和
平的方式来对待诸如许克祥之类的反动军官。而为了避免继续依赖于不可靠的将
军们，他们更是明确提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
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并且要组织
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电报特别注明：这样做“目前还不迟”《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 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
命档案资料丛书》（5 ），第446 —447 页。！

　　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这样做已经太迟了。自蒋介石叛变，鲍罗廷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军事发
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五大即明确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此后并确实大力
动员工农加入军队，试图用这种办法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使之革命化。与此同
时，共产党人还设法控制了在武汉的联合军校，并积极发展工农自卫武装。但是，
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
手里。湖南工农组织武器最多，亦不过千余支枪。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 辑，
第368 —370 页。另据1927年彭公达报告，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之报告和1929年
潘心源报告，可知当时长沙工人有枪不满400 支，浏阳约600 支，衡阳约100 支，
株洲160 支，水口山200 支，郴州100 支，岳州100 支，余均甚少。而中共可信
赖的指挥官，这时也只有叶挺等几个人。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军队都是雇佣
军性质的，采取的是募兵制，一般有生活来源者决不当兵，动员工农参军十分困
难。而且即便参军，因缺少军官和避免国民党及将军们无端怀疑，只能往现有军
队中送，结果依旧是为他人嫁衣裳，根本变不成自己的军队。加上组织军队，即
须训练，当时训练至少要三个月时间，否则根本没有战斗力。联合军校的学生就
因训练不足，在配合叶挺部队抵抗夏斗寅部的战斗中，临阵慌乱，打伤自己指挥
官多人，被叶挺下令连毙几人才压住阵脚，但仍不能作战。参见《中国国民党第
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下) ，第1186—1187页。此事足以说明适当
训练之必要与重要。因此，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立即组建几万军队
一点，都颇不能解。军队、武装既不能建，其他改造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军
事法庭”，“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等等，自然都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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