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中间地带”的革命(44)

　　广东海陆丰地区暴动，农民“对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戮”，
“剖腹割头”，“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律焚毁”。两县地主早已逃之夭夭，却
还是杀了2400多人，其中许多自然是些“不能顾惜”的小资产阶级，甚或穷人了。
见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
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8、65、157 、208 页。

　　第三是革命的方式问题。在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在采取何种革命方式的
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共产国际的指令很清楚，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下
来组织暴动”。尽管共产国际也强调了发动暴动的必备条件，但除此之外是否还
有比暴动更适合中国条件的革命方式呢? 当然，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暴动是有特定
的形式的。八一南昌暴动严格说来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动，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共中央几乎马上就制定了一个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把革命
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见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
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 —103 页。，而把武装部队，如南昌起义部队仅仅
看成是一种辅助的力量，生怕过分看重军事的准备而堕入所谓军事投机的泥坑。
因此，尽管毛泽东早就提出过建立和保存自己的武装的建议，并提出“政权是由
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7 月4
日；《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 月7 日，见《八七会议》，
第58页。，却丝毫没有引起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苏维埃革命任务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以民众暴动为唯一革命方式的
倾向。熟知俄国苏维埃革命历史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只能变得更加墨
守成规了。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劝告他们注意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条件不成熟
时应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很难设想中共中央会把这种极不规
范的语言写在自己的决议上。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举行的扩大会议
上通过的决议案中，第一次写上了允许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和在农村组织苏维
埃组织的意见。而在9 月中旬，这些还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3 卷，第370 —371 、455 —456 、459 —461 页。只要看一看11月扩
大会议对在秋收暴动中没有按照中央既定的暴动方针行事的毛泽东给予的严厉处
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思想僵化的程度。关于给毛泽东处分的理
由是，毛身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的特
派员，却没有制止湖南省委“把暴动看做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
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
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毛因此被“开除中央临时政
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卷，第481 、483 —484
页。

　　事实上，虽然接连不断的暴动失败多少使中共中央悟出中国“革命不能有夺
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因而相信中国有建立工农革命军甚或革命根据
地的某种需要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 卷第10期，1927
年12月10日。，但他们显然对这种找不到先例的“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
的革命办法还是感到怀疑。在11月扩大会议不久之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瞿秋白
就明确要求赴莫斯科的代表告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虽然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但
许多同志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
言》，1927年11月27日……

　　城市苏维埃乍现广州，数千赤卫军牺牲，苏方人员曝尸街头

　　这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形势相当严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
都明显地感到不知所措。武汉的党员，7 月武汉分共前夕有8000人，8 月初就骤
然减至3000人，8 月中旬更减至2000人，到9 月就只剩1000人左右了《罗亦农关
于湖北工作的报告》，1927年9 月10日。，这种势头似乎无法控制。到11月底，
中共中央实际可以掌握的党员人数，已经从五大时的5?8 万人锐减到1 万余人，
减少了4/5 还多。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共中央感到严重焦虑。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