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中间地带”的革命(49) 但是,相信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将日渐巩固,全面战争和动乱的时机未必 能很快到来,这不仅意味着革命高潮暂时还没有到来的可能,而且难免会使相当 一部分革命者逐渐对革命的前途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认识,说既然 “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那么当然“也就是民主 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 有革命的意义”《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1929年4 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5 卷,第110 —125 页……虽然这样看问题的人还只是极少数,但过 多地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强调它对国家统一、和平改良、经济发展的 重视和作用,过多地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政策的区别,客观上势必使越来越多的 人会这样去认识问题。 显而易见,在国民党基本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之间围绕着形 势估计问题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极大的困惑。因为事 情很简单,如果中国真的在南京国民党人的领导下能够逐步走上普鲁士式的,或 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就没 有暴动夺权的任何可能性了。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不能不直接出面加以纠正了。 因为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等苏共最高领导人看来,承认资本主义有恢复和发展的可 能的倾向存在,对于一个必须要领导群众进行夺权斗争的革命党来说,本身就是 一种危险的倾向。 1929年2 月8 日,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发出了致 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该信至3 月下旬才送交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称此信“于四月才收到”,但实际上中央政治局3 月26日已开会讨论,因此收到时间应为3 月下旬。信中明确提出,那种“以为在 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 的右倾危险,“特别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 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如“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 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同时资产阶级各派一直“在社会上造成 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 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来信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式的发 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它们充其量只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 主义的态度来遮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 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各派军阀也好,他们统统 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中国和 打击豪绅地主买办阶级方面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同样,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 一样的,包括美国在内,它们都是要加紧“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所区别 的只是侵略方法罢了。因此,“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是和土 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三大革命任务,“只有革 命高潮中涌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2 月8 日,见《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606 —615 页。 托派隐现党内,中共中央警告,凡小组织活动必予制裁 共产国际在批评中共“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又特别来信批评中共党内的 右倾危险,是和这个时候苏共广泛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有关的。按照托洛 茨基派的观点,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阶段,已经 没有了革命形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势将逐渐趋于稳定,经济生产也必然日趋复 兴,若“没有意外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因此,他们 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模仿俄国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提出“国民 会议”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革命形势降临之 际,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直接把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 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见《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第224 —2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