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中间地带”的革命(50) 不难看出,过分强调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可能性,过分重视中国资产阶级与 封建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对某些帝国主义的反对态度,包括认定南 京政府已经并且可能会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就难免会得出与托洛茨基一样的观 点。这无疑也是莫斯科这时极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1929年,托洛茨基的观点通过回国的留苏学生,已经对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产 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共内部,托派小组织迅速产生,甚至党的前总书记陈独秀及 政治局委员彭述之等,也逐渐接受并开始赞同起托洛茨基的观点来。 7 月中旬,陈独秀即给中共中央去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来信指示的 精神,并且批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训令的通告“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 8 月5 日,他系统提出了类似于托洛茨基的看法,宣称中共中央有一条“系 统的在政治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其关键就在于,中共中央至今“不 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 盟”,不知道大革命失败后,“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国民党南 京政府,不仅帝国主义施以“让步与帮助”,而且封建残余也“受了最后打击”, “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因此,他认为,当前国民党内部之军事的政治的 冲突,“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 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对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战争。不论他 们之间“哪个是纯资产阶级的,哪个是带封建性的”,都毫无进步性可言,“站 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陈独秀关 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 月5 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5 册,第376 —385 页…… 对于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到6 月中旬左右才开始发现。这时,已 有十几名党员组成“中国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小组织,秘密出版了四 期《我们的话》,专门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的文章和著作。他们多半确信,中国当 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民主革命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的问题了。因此,他们力主应该改组中共中央以便改变党的整个路线。陈独秀这 时并不完全赞同反对派的主张,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强调党内 不同意见应以民主的方式在党报公开讨论,“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同上, 第383 —385 页…… 严格地说,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存在这样的争 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列宁就是在不断的辩论与批判中形成自己的力量的。 然而,这种情况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以后,已经逐渐变成了不 可思议的事情。托洛茨基等人被整肃,更是宣告了一言堂制度的正式形成。要围 绕着党的方针政策展开内部的讨论,即使在中国,无疑也是不可能的了。 早在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成员已被苏共中央开除出党。见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419 —420 页。苏联当局并且于1928年1 月17日把托洛茨基强行逮 捕,按照俄国沙皇时代的惩罚办法,把他押送到靠近中国边境的阿拉木图进行政 治流放。到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干脆被宣布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的党 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准备武装暴动”,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 被苏联政府驱逐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去了。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 页。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中共中央当然要执行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号召 其他各国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反对在它们队伍中建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任何企图” 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 册,第138 页。而且,基于必须高度集 权,因而要将党内一切可能的派别倾向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考虑。还在1928年8 月13日,它实际上就已经发出了警告,要求全体党员必须“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 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它声称,任何 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 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任何同志“有反 对派的思想宣传”及“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均须“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 织,并承认其错误”,否则“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中央通告第 四十四号》,1929年8 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342 —3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