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中间地带”的革命(52) 7 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全面动员,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 组织“八一”示威。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否定了李立三提出的命令朱毛红军占领一 座重要城市,举行大示威发宣言的建议,但与会者仍旧决定公开提出“武装保护 苏联”的口号,并在一系列通告、宣言、告同志书中,公开号召“变反苏联的战 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1929年7 月24日,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385 —388 页……中共中央并且断言:帝 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之日,就是世界革命爆发之时,它必然“更可促成全国革 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1929年7 月24日…… 还在7 月15日,中共中央就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 简称总行委) ,并 由罗登贤、李立三、李维汉三人组成了主席团。22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联合反 帝、青年反帝及东方反帝三个同盟共30多个进步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召开了 代表会议,力图通过它来领导八一大示威,并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同时,它还 决定26日先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下进行一次大演习。但是, 26日当天,中共中央总行委只组织了数百人的游行,而国民党29日却组织了上万 人的反苏大会。到8 月1 日,中共组织起来的示威群众总共也不过一两千人。由 于没有集中行动,各区受影响围观集会者虽有近万人,但亦未形成大的声势,罢 工的发动则更是完全失败。 对于中共中央的行动,共产国际是比较满意的,但中共党内明显存在不同意 见。陈独秀首先于7 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率直地批评中共中央“只是拿世界革 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 了解国民党在“拥护中国”、“拥护民族利益”的口号下宣传收回中东路问题, “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 是于我们不利的”。要真正争取群众,宣传口号上必须讲求策略。《陈独秀1929 年7 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 册,第374 —376 页。 不用说,中共中央激烈反驳了陈独秀的来信,指责陈的主张是“降低我们的 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是试图“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 得群众”《中央复陈独秀的信》,1929年8 月3 日……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妥协, 愤然责备中共中央“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完全不懂 得对于阶级斗争中“夹杂的民族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盲目 以为“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以至“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 同志”,把群众发动不起来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客观,这仍旧“是你们简单化和纯 任主观不看事实”,即“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陈独 秀1929年8 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 册,第386 —390 页…… 不论陈独秀此时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是否更加合理,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中共中央几乎不可能接受一个被共产国际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前总书记的 质疑。更何况,陈独秀8 月5 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明显反映出托洛茨基的主要观 点,提出了中央的路线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中共中央视为党内反对派的代言 人了。中共中央为此尖锐地批评陈独秀是“以托洛斯基主义来掩饰机会主义的错 误,完全离开中共六次大会以至国际的路线,并以许多挑拨的言辞来制造党内的 纠纷”。它甚至开始怀疑陈独秀已有小组织的活动和分裂党的阴谋了。 9 月底,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约见陈独秀,指出陈独秀作为党员应当遵守六 大决议,只有在革命失败后、大会召开前,或中央违反了阶级利益时,才能讨论 原则问题。同时,他严厉批评了陈独秀把给中共中央不同意见的信件在同志中传 看的做法,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远东局随后召开会议,建议中共中央就陈独 秀的来信形成决议,连同来信下发支部讨论,告诫陈停止小组织活动,并强行分 配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