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节：“中间地带”的革命(55)

　　12月10日—17日，双方接连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围绕着相互之间的指责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相反，双方关系中的一些弱
点充分暴露了出来。远东局代表奥斯丁颇有些傲慢地教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
国际代表应当“规矩一点儿”，罗伯特斯则断言中共中央只是在他们的“领导下”
才“进行了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在其他问题上“是很糊涂的”。这意味着远
东局不仅不打算修改自己的决议，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然而，
由于共产国际规定远东局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而是帮助工作和代表国际具体指导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颇不客气，
一再指责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并扬言要“坚决的与之斗争到底”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 ），第249 —267 、294
—305 页……

　　李立三：“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1929年12月3 日，张学良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派代表在双城子与苏联
签订了和平草约。22日，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与苏联代表在伯力签订了有
关中东路等问题的议定书，全部接受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基本恢复了中东铁
路原来的情形。至此，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冲突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关于反
苏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估计，自然也无从实现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
中央对国内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加速罢工、兵变、暴动等工作的布置，会因此变
得实事求是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反右倾的
压力，再加上远东局的指责，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反而变得愈加激进了。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来
信。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各派的反动本质，尖锐批评“中
国共产党的右派”，亦即陈独秀的“取消派”，把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某些
派别与武汉政府时期的政治派别进行比拟，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
要求“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因为它否认正
在生长的革命浪潮，甚至否认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客观上的前提。见《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791 —799 页。

　　中共中央于1929年底和1930年1 月两度讨论了国际来信，并通过决议表示接
受。它明显对来信所称“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
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
专政”的形势判断表示拥护。因为这使他们更加相信，加紧进行暴动工作的部署
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也成为中共中央用来“证明远东局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理由，
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总的路线和总的部署，实际上是同意的，并没
有丝毫的否定和批评。

　　坦率地说，共产国际1929年12月底的这次来信，还不能看成是莫斯科大幅度
政治升温的标志。事实上，来信所强调的依然还是“准备群众”的方针。与前不
同的只是，它注意到中国党在五卅、八一等斗争日里，已经能够发动成千的工人
群众进行“革命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了，从而相信中国的工人运动开始“复兴”，
说中国革命高潮的发展有了“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可以把“准备群众”的
方针向前推进一步了。但是，像它历来的做法一样，它同时也仍旧告诫说：“共
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依然落后于不断增长
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积聚的革命热情和自发的运动。”“党没有解决争取工人阶
级的多数的任务”，“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这不能不成为革命斗争进
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危险”《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
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实际收到来信已到12月底），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791 —799 页……考虑到共产国际对城市工
人运动的重视程度，这种警告其实还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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