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节：“中间地带”的革命(61)

　　1931年6 月以后，由于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要成员接连在上海被捕除
向忠发外，据报载，6 月15日被捕的还有远东局重要成员牛兰夫妇( 即一般认为
是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会议办事处负责人，实际为远东局交通系统的负责人) ，
另8 月9 日还有所谓“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米雷被捕”。( 见《国闻周报》
第8 卷第32期，1931年8 月17日) 其人情况不详。，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已纷
纷隐蔽起来，中央工作仅由各部联席会议维持。至8 月，远东局建议中央主要领
导人周恩来、王明等前往中央苏区据周恩来回忆，八月远东局要我们都到中央苏
区，王明不愿意，要到国际，后得到批准。另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记录可知，因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让周恩来
去中央苏区，1931年5 月17日共产国际亦表示批准周去6 —12个月时间。因6 月
向忠发被捕，共产国际再度讨论过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建议周或去中央苏区，留
在苏区中央局，或让周到莫斯科来待一段时间。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
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312 、340 页。，另组临时中央以便正常进行
工作。经王明推荐，年仅24岁，一年以前刚刚回国参加实际工作，连中央委员也
不是的博古，竟得以牵头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除卢福坦、陈云、康生资
历稍深，卢、陈、康具有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外，博古、李竹声、王云
程和随后也进入政治局的张闻天，则都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刚回国不久，不具
备中央委员资格的留苏学生。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目前所见说法不一。一
般认为开始时为博古、卢福坦、陈云、张闻天（时称洛甫）、康生、李竹声、王
云程等七人，后增加黄平和刘少奇，达到九人。

　　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
令陆续查田分田了。重新分配的理由多半是一样的，即或是“因为过去分配土地
不是阶级的分配”，或是“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及AB团路线的领导”，或是“许多
地方还受旧的地方亲戚的关系影响，对富农妥协”，或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阶
级斗争，限制三五天就要把土地分好，敷衍了事，等等。这回“要使土地革命的
利益完全落在中农、贫农、雇农、苦力手里，所以再来一个重新分配”。当然，
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
“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中共湘赣省委关
于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1932年1 月9 日；《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
年1 月12日；《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1932
年3 月17日；《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6 月3
日。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第529 —536 、548 —
553 、572 —576 页。

　　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
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
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
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为保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
故又重订标准，再查阶级和成分，以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苏区中央局关于查
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 月3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 卷，第206
—210 页。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仅在1933年7 —9 三个月里，中央苏区就
查出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土地317539担。全苏区10% 的人口都成了地
富分子。《公略查田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第125 期，1933年11月14日。
查出的隐瞒地富，往往不是编入劳役队，就是肉体消灭，因此查田运动造成大量
农民“反水”。仅据当时的报道，许多被新订为地富的农户或者“乘夜逃上山，
实行土匪生活”，或者“乘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有的逃往赣州，有
的逃到白区。“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
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一些早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也
纷纷反水，如“武西的二三游击大队逃跑的有三分之二”。甚至一些干部领导群
众逃跑，如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各县都发生过这种现象。见
《红色中华》第94、96、124 、168 期，1933年7 月14日、7 月26日、11月11日，
1934年3 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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