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中间地带”的革命(62)
对于中央苏区出现的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共产党人看出来。张
闻天后来就讲过,对于没收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甚至把工人也当地主
来打的错误,“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
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赤
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
会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
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 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更
是极感悲观。他不仅对接连不断的群众斗争感到不安,而且对接连不断的战争也
感到难以忍受了。他公开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
又大恐慌”,“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
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广东军和十九路军十九路军1932年5 月下旬即被调往福
建剿共前线。的欺骗宣传怎么会不发生效力呢? 这种情况就是“到苏联去请斯大
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
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转见《中央局关于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 月15日;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斗争》第8 期,1933年
2 月12日,等……
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愿意联合抗日的“三条件”
莫斯科的领导人自然不可能了解中国江西苏区群众的生存状况和心理,他们
早就习惯了站在理论的高度和凭借逻辑思维去考虑问题。即便如此,鄂豫皖苏区
和湘鄂西苏区的失败,也还是使他们开始注意到,红军确实还不具备向城市进攻
的实力,而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也还只能处于守势。为了便于在军事上指导缺乏
军事理论和大规模作战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苏共中央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
由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选派了战略情报官奥匈混血儿弗雷德(曼弗雷德? 施特恩)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军事代表,于1932年11月来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
并选派了同样做过长期情报工作,这时刚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校毕业不久的德
国人李德(即奥托? 布劳恩)来中国,准备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
顾问,协助贯彻弗雷德的指示。
目前可以清楚地了解的是,还在1932年11月底,共产国际就开始直接接手指
挥中共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苏区中央局第一
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
料丛书》(13),第251 —252 页。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沦陷后,弗雷德就已
经清楚地注意到中共领导人过分夸大苏区和红军的发展所造成的军事恶果了。他
明确认为,红军总的兵力最多不过8 万人,可能只有不足6 万人之数,中央红军
也只有3 万人左右。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充其量只有国民党控制区域的1/24,人
口只有国民党控制区域的1/40。较巩固的地区实际上只有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
苏区红军新近在川北所建立的新苏区两块,人口加起来不足500 万,其他都处于
拉锯状态。而双方的武器装备更是相差极大,红军只有步枪和很有限的机枪,弹
药数量也很少,每支步枪子弹很少超过10发。和国民党的装备相比,“红军不得
不依然使用冷兵器与敌人作战”。因此,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失利几乎是难以
避免的。《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年3 月5 日,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30 —341 页。
除了上述比较冷静的军事形势分析外,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正陷入严重危机的
情况也清楚地反映在其重要组织的严重破坏方面。1932年,仅在上海一地,就有
大约250 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领导人员”,刚
刚进入1933年,就又有80人被捕,总共有超过100 个秘密接头地点被破获。共产
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局势的危急,他们不仅加紧送走了临时中央
政治局的几乎所有成员,而且“建议”:“在预期国民党很快就要发动大规模进
攻的时候,在三四月份期间,我军不要包围和强攻敌人设防森严的城市(除非国
民党军队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等),而要利用我军主力在野战中战胜敌军”。但
是,仅仅因为此前共产国际指示过要注意夺取城市,因此,远东局的这一建议马
上就受到了全部由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集体反对,他
们认为“这是放弃党的‘进攻路线’”。为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能不作出妥
协,同意“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夺取敌人设防的城市”,强调要避免因临时的战术
改变而被毛泽东等人的错误路线所利用,因而仍旧下达了夺取一些城市的具体任
务。《埃韦特给皮亚尼茨基的第4 号报告》,1933年3 月11日,见《共产国际、
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32 —349 页;并见《中央给鄂
豫皖苏区党省委信》,1933年3 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 卷,第
138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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