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节:“中间地带”的革命(64) 首先,上述共产国际针对中国东北地区所展开的一系列策略手法变化的背后, 无疑是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现实需要和策略调整在起作用。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东 北对苏联远东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压力,苏联出于远东安全的考虑,需要在 东北造成强有力的抵抗运动,以便最大限度地牵制住日本人。在这方面,苏联曾 经指望过中共。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实际上通过共产国际将中共在东北的地下组 织全面接管了过来,直接提供经费,培训干部,协助组织抗日武装并制定发展计 划。但是,由于中共在东北实在没有多少力量,一年多的努力一直难以达成预期 的目标。而东北除了中共以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分散的各种反日力量,如果 能够把这些不可靠的,但人数众多的反日武装联合起来,使之受到中共的影响, 就有可能满足苏联的需要。因此,在左右权衡并反复研究之后,苏共最终下决心 在中国东北采取不同于中国关内的策略。很显然,共产国际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 一改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极端政策,重新拾起了统一战线这一早已被摈弃的策略 武器,正是适应苏联远东政策调整的需要的结果。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尽管共产国际一再告诫各国共产党人,反苏战争的危险 已迫在眉睫,但苏联的宣传机器试图告诉全世界,日本的行动是帝国主义为“彻 底瓜分中国”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大阶段”《满 洲分赃的斗争》,( 社论) 《真理报》,1931年10月18日;并见《消息报》,1931 年9 月21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345 —349 页,等……在11月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苏联一方 面宣布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是一个不知民族耻辱的政府”,只有苏维 埃中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才能赢得并捍卫真 正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保障国家的真正统一”米夫:《中国的 革命斗争》,《真理报》,1931年11月13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 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74 —380 页。,一方面却公开派员拜访国民 党中国的代表,要求恢复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参见《消息报》,1931年11 月15日……而在日军占领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之后,苏联则直接同帝国主义的日 本政府谋求缓和,明确提议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缔结互不侵 犯条约。见《外交史》,第三卷( 下) ,第752 页。1932年2 月,日本扶助的傀 儡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苏联方面更是率先予以默认,不仅公开承认“满洲国” 任命的一切人事和机构,而且声明“确认满洲政府对于中东路之主权”见《苏俄 评论》第3 卷第1 期,1932年10月1 日。,进而直截了当地与“满洲国”代表团 接洽和谈判让售中东路的权益问题。该项谈判自1933年6 月1 日起,于1935年3 月12日结束。苏开始提出让售价为25000 万金卢布,最后实际让售价仅14000 万 日元,约合3500万金卢布。参见莫尔著,曹未风节译:《苏联的远东关系》,商 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7—20页。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积极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 行复交谈判,并很快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了双边关系。 当“苏维埃中国”正在与“国民党中国”作殊死战斗,向日本公开宣战,并 发动东北民众向日伪进行游击战之际,苏联却极力向“苏维埃中国”的敌人谋求 妥协与和平,这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但是,还有什么能够比维护社 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的呢? 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于把苏联看做“世界革 命的中心”的共产党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总是必要的、毋庸置疑的。1933年1 月 德国法西斯上台之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苏联因为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德国和日 本东西两面的严重威胁,因而迅速调整了自己此前的外交策略。它不仅开始更加 主动地和那些它一向认为是同样抱有反苏野心的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接触,提 议和谈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互助条约之类的和平协定,而且破天荒地向那些 仍旧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看做仇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呼吁建立什么“集体安 全体系”,仿佛一夜之间魔鬼也可以变成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