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中间地带”的革命(65) 苏联的所作所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明显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是, 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苏联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而 重新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大俄罗斯民族国家了呢? 这当然不能。作为共产党的苏联, 不论其出于何种现实的自我保护的考虑,采取怎样一种外交策略,都不可能根本 改变其基于意识形态而为自己规定的标准和目的。忽略了这一点,就如同忘记了 这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同一位领袖斯大林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这 时真正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的,仍旧是共产国际。也就 是说,尽管苏联此时极力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推销和平,但其内心深处依旧相信 :魔鬼终究是魔鬼,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它虽然注意到欧美各国中 有许多“由于某种动机不愿意破坏和平而愿意和苏联这样一个有信用的主顾发展 贸易的国家”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3 —266 页。,可资利用,但它 充其量仍不过把它们看成是些“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 的”同盟者,其出发点也仅仅是在“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 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和“一切利害冲突”而已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 52页…… 王明:今日中国,谁能解决抗日救国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 不过,利用矛盾总比故步自封,坚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端 政策强得多。1932年底1933年初,随着苏联策略灵活性的加强,共产国际和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都重新注意到这种利用矛盾的灵活策略的积极意义。在他们 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也明确出现了“联合一切 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斗争”的相对灵活的策略主张。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转变仍旧不 可能是彻底的。他们依旧在提醒满洲的党组织说:“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 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因此,即使“无产阶级在一 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也“必须牢 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 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 和有用”,并且,这种统一战线必须“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 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 员的信》,1933年1 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 卷,第21—44页… … 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意义,是1933年共产国际行动主张的重要内容。当德国 法西斯上台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欧洲最大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 社会党国际率先呼吁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使一向把 社会民主党看做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罪恶帮凶的共产国际一度深感被动,以至出 此下策,试图排除其上层影响,把握住欧洲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值得注 意的是,继续坚持这种纯粹脱离实际的割裂上层、下层的机械做法,已经不大符 合追求策略灵活性以便利用矛盾的苏联国际政策的变化趋势了。 1933年10月,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开始从此前打击中 间势力的传统做法中摆脱出来,注意强调斗争口号的民族色彩,而不再突出强调 其阶级性了。他们指出: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抗日救国”, “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 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因此, 目前“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 “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 “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 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尽管在这里他们仍旧把国民党视为自己的敌人,并且 尚未试图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但他们显然已经不再把那些介乎国共之间的社 会名流及中间分子统统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并试图利用这些“名流学者”, 甚至提出“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中间知名人士,来赞助他 们提出的丝毫不带阶级色彩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了。该信提出的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包含以下六点:(1) 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 战;(2 )全体人民总动员;(3 )全体人民总武装;(4 )立刻设法解决抗日 经费;(5 )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 联合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 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