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节：“中间地带”的革命(68)

　　除白区组织基本上被破坏以外，中共在各地创立的苏区这时也几乎损失殆尽
了。和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组织多半毁于国民党特务警察之手不同，中共苏区和
红军在相当程度上是毁在自己人的手里的。除了苏维埃革命排斥一切中间力量的
极端阶级政策以外，导致中共苏区和红军接连遭受严重损失的，不能不提到在各
个根据地里发生的所谓“肃反”斗争。

　　早期最严重的一次“肃反”斗争就发生在1930年的江西中央苏区，这是苏联
发动的反富农斗争在中共苏区所引起的一次特殊的反应。当时，各苏区中外来干
部与本地干部隔阂较深，常常会引发冲突和斗争。党的集权体制和阶级斗争观念
明显成为外来干部斗争本地干部的重要武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是由外
来干部组成，而赣西南省行委则主要由本地干部组成，双方本来就存在隔阂，而
本地干部相当一部分又出身于较富裕家庭。1930年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开展反
富农斗争的指示，正好为外来干部怀疑本地干部阶级队伍不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依据。他们因此认定“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很快发动起“彻
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赣西南特委通告
列字第一号》，1930年4 月9 日；见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
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 页。在这场斗争中，因有人
“发现”有所谓反共秘密组织AB团分子做中共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马上就引起
了相关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反AB团斗争迅即展开。

　　6 月25日，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发布宣传大纲，要求各地实行“赤色
清乡”、“赤色恐怖”，凡干部中“表现不好”，或“出身不好”，或其亲友中
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1930年
6 月2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31 —634 页……而破获
所谓AB团的办法，则是靠刑讯逼供。据赣西南特委发布的通告明确宣称：“AB团
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
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
只要发现同志间有可疑行动，即应“严刑追问”。凡首领、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
和流氓地痞及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或能力较强者，均应“杀无赦”《赣
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1930年9 月24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第639 —651 页……到当年10月，在赣西南3 万多中共党员中，就开除
所谓地主富农分子1000余人，并杀了1000多所谓AB团分子。《（中共江西省赣西
南特委）赣西南会议记录——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见《中央革命根据
地史料选编》（上），第626 、631 页。

　　1930年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江西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注意到赣西
南特委上报的所谓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清查出AB团分子占到全部人员1/4 的情
况，当即通过决议，要求改造苏区所有党政军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
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1930
年10月26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51 —266 页……随后，
11月间，因发现红军内有人散布对总前委不满的流言，总前委马上宣布整军，同
时成立了各级肃反委员会，在军队中清查AB团分子。仅红四军一个军7000多人，
一个月左右时间就在严刑逼供下清查出来一千三四百名所谓AB团分子，占该军总
人数的1/5 。在整个红一方面军，则打出来4000多名AB团分子。《红军一方面军
总前委发布八个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

　　用严刑逼供和乱打滥杀来肃清AB团，不可避免地造成被打者乱咬一气。由于
严刑下有人咬出省行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等为AB团头子，毛泽东于1930年
12月初立即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等前往省行委
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村实施抓捕。李抓到段等即“加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
拷打”以逼供，一个个“打得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咬出一批，再
抓一批，无论男女，都是“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无所不用其极。五天时间里，共在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中抓出
了120 余名所谓的AB团分子，先后处决了40余人。此事最终激起红二十军干部的
反抗。他们率领部队将被抓起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以及段良弼等数十人营救
了出来，史称富田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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