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中间地带”的革命(74)

　　不难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至少有两层目的和考虑：其一，自然是以
兵谏的形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转而抗日；其二，则是在蒋介石坚不让步的情
况下，以此来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同情，公开联共联苏，号召全国以西北为中心，
率先发动抗日。可以肯定的是，依蒋之地位、威望及其性格，张学良绝不会过高
估计蒋介石在武力胁迫下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因此，他的整个计划和措施，实际
上只能是向着其第二层考虑布置和准备的。事变之初，张学良、杨虎城即迅速以
“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的名义，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同时，
他们更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公开接到西安，让中共代表直接参与和蒋介石等人的
谈判工作，明确表示出愿与中共同进退的姿态。随后，张学良更进一步主张与共
产党人组织事实上的西北政权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是想要使处于第三者
地位的共产党人能够完全与其站在一起。

　　张学良的上述做法表明，尽管他不顾一切地发动了兵变，但他对最终的结果
显然没有太多的把握。他并非不知蒋介石当时的影响和威望有多大，为此他不能
不再三公开申明：“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见西安《解放日
报》1936年12月16日。同时，他又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西安被攻时应不惜对蒋采
取最后手段的主张，逐渐从不置可否到表示赞同。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12月17日，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 —363 页。他虽有逼蒋劝蒋之心，但他又深知此种局面
对蒋羞辱之深，故不能不以全力作应战之准备，并在极大程度上把成败荣辱之希
望，一度放在中共和红军的身上。事实上，张之寄希望于中共和红军，极力要求
与之公开联合，根本目的仍在试图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也就难怪张学良、杨
虎城从事变一开始，就把这次所谓的“兵谏”行动，在内部明确称为“革命”，
不仅愿知中共方面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参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12月17、18日，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第362 —363 页。，并再三
要求中共中央通报“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李毅致毛泽东电》，1936
年12月17日……很显然，在看不到蒋介石妥协可能的情况下，对于张学良、杨虎
城而言，只有不仅得到中共和红军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共背后的共产国际
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与同情，这次“革命”才会有最终成功的可能。

　　但是，张学良观察问题过于表面化了。他不仅忽略了苏联制定对华政策的复
杂背景，而且忽略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实际性质。其实，苏联这
时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并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
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同样，出于意识形态，
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利益的考量，苏共必须千方百计地帮助和扶持中国党。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和共产国际会顾及中共及其盟友的需要，而决定或改变自己
的行动原则。恰恰相反，因为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中央反而必须依据苏联
和共产国际的需要，及时地修正自己的决定，甚至是牺牲自身的利益。

　　在1935年中国发生了日本越出“满洲国”的范围，步步蚕食中国华北的严重
事件的情况下，苏联当局不能不对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的目的保持高度戒备和防范
的心理。由于担心日本围绕着苏联和蒙古边界不断拓展其势力范围有可能是针对
自己而来，当蒋介石在华北事变期间秘密提议与苏联签订军事互助协定的时候，
苏联方面就曾经有所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原则很清楚，那就是，谁能够实行抗
日政策并有能力举一国之力来抵抗日本，从而有效地帮助苏联牵制住日本人，苏
联就会支持他。苏联过去信不过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是因为它不相信蒋介石国
民党会抗日。但华北事变之后，苏联的看法显然发生了某种改变。这也是它推动
共产国际放弃“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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