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中间地带”的革命(75)

　　进入1936年春天以后，苏联方面对华政策的抉择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
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抗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在共产国际的要求
下转变对蒋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绝不会赞同任何可能危害蒋介石性命的军事
政变，它更不会同意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密谋来挟持蒋介石。事实上，西安事变刚
一爆发，莫斯科就公开发表言论，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进行了尖锐的指责。紧接
着，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参见《季米特
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
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丛书》（15），第263 —264 、265 —266 页……由此不难想象，中共对事变在
公开场合必须随之保持第三者的立场，而且必须全力推动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情
况对张学良不可能毫无刺激。除了莫斯科公开表态斥责的刺激以外，另一个再明
显不过的刺激就是，张学良一直希望中共能公开站在自己一边。直到12月22日，
他还给中共中央去电，要求后者同意公开成立显示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
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也足见他这时尚无“负荆请罪”之想。然而，中共中
央于23日讨论之后，仍旧委婉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件事很难说对张没有影响。
至少，无论蒋介石态度如何，张学良“革命”的期望是无从实现了。

　　不论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是否促成了张学良最后贸然送蒋回京和自请处分之举，
事变之后西北三位一体之难于持久，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
将为此付出代价，似可想见。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杨虎城被放逐出
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散。这是因为，事变的经过表明，中共中央最终只能
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希望，努力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求得妥协，以便促使蒋停
止剿共战争，并逐步走向抗日。它对各反蒋派及地方实力派，再难采取公开支持
和鼓励的态度了。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
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
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 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
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 挺轻机枪和6 个掷弹筒。《朱、
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给中央军委、恩来并林、聂、贺、肖、
关、刘、徐、张的电报》，1937年12月。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 月底出动抗日
时，总兵力34000 人，步枪仅10000 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
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 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全军大部均
为徒手，以致平型关战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
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4000余人。参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
年2 月18日。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
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
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
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
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
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
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
近两倍。当然，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也并不全是成绩。因为分散后政治工作
跟不上，下去的部队“普遍发生了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尤其是“嫖
女子”现象严重。个别的营“从营长到战士都嫖女子，最多一次有三十余女子送
去，花柳病极大的增加”。“许多干部因嫖女子而逃亡，该营一个连跑得只剩下
一个指导员和两个班长，其余都逃亡”。因此，到1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将主力
部队重新集结整理，情况才转好。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
2 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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